憤怒潑墨寫心聲 徐渭書畫的藝術特點

陆舍无

徐渭，1521 -1593，明。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田水月、天池生、天池渔隐、青藤老人、漱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又号青藤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所居在绍兴城内，有一枝堂、柿叶堂、青藤书屋等。工书残菊败荷，炉瓶彝鼎之属，皆古质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则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极其生动，醉后拈写字败笔作拭桐美人，即以笔染两颊，而丰姿绝代，转觉世间铅粉为垢。此无他，盖其笔妙也。凡求书、画者，须值其匮乏时，投以金帛，顷刻立就。若囊钱未空，虽以贿交，终不可得。行草书仿米氏，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尝自评云：“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朱彝尊谓其诗与文皆未免繁芜，不若画品，小涂大抹，俱高古也。闽督胡宗宪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如致幕府，渭故知兵好奇计，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并为胡草献白鹿表，极为世宗所赏。后以胡被逮自杀，精神失常，蓄意自杀，击头、锤耳、碎肾囊均不死，又击杀其后妻，入狱，后为张元忭营救出狱。晚年著书鬻画。卒年七十三。徐渭是一个开大写意画派的杰出画家，他的大写意花卉奔放淋漓，追求个性的解放，所画“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他的作品正是文人画在花鸟方面重要发展的标志。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杂剧《四声猿》得到汤显祖、王骥德等曲学家的一致赞许。有诗文全集，又著路史分释、古注参同契十余种。《明史本传、杭州府志、无声诗史、明画录、歇庵集、袁中郎集、越画见闻、越中历代画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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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是天才的悲劇性的藝術家。其悲劇性的坎坷一生必然反映于其繪畫、書法等作品中。他是用作品來表現其身世的坎坷，抱負的無法實現，精神的受壓抑的苦悶、徬徨，因此他的作品表現性極強，非理智的智慧，達到了最高層次，是令你血脈驟然緊張，精神極度亢奮的本真，而所謂翩翩起舞的優雅和矯揉造作的虛偽根本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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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心中鬱積了太多的憤懣和不平，難以自拔，唯有寄情于酒和書畫，才能抒發他心中的怨恨。所以原先的柔弱的、纖毫的工筆畫已不能適應這一切，於是徐渭就開創了潑墨大寫意畫法。這種畫法使用純粹的水墨，不用顏色。徐渭認為：“墨分五色，幹、濕、濃、淡、焦，加上紙的素白，天然成了六彩。五墨六彩的對比與和諧，足以描述一個水墨的天地。”他發明一種“蘸墨法”，或筆頭清水，筆尖墨色，或筆上淡墨，筆尖濃墨，一筆之中含濃淡，起伏、向背、明暗，種種變化都在這無法無天的水墨之中。他還悟出了“積墨法”，墨色覆墨色，層層疊疊。還有一種“破墨法”，以一種墨色落紙，在其濕時在以另一種滲破，或濃破淡，或淡破濃，自然天成。這種種的墨法都在寫意，而不是象形。所以站在徐渭的畫前，你會感到他畫的葡萄、石榴、瓜、蘿蔔、豆、蟹、魚等等，都不追求形似，而儀態卻栩栩如生，生氣勃勃，但卻帶有憤怒之氣，正可謂憤怒的生氣勃勃。這一點頗像蘇東坡，東坡作畫時追求神似，他擅畫醜石枯木，有點以醜為美的意味，這也無非借醜石枯木抒發心中的盤鬱之氣。這正如米芾所說：“枝幹虬曲無端，石皴硬，以怪怪奇奇`，如其胸中盤鬱也。”（米芾：《畫史》）。不過蘇東坡是以形寫神，他是在形似的基礎上達到神的抒發，並不是完全放棄形似，而徐渭是有點以神寫形，以神造形。神就是形，形就是神，形神兼備，兩者俱得。例如徐渭畫的雨中芭蕉，用急風暴雨的筆墨，傾盆而下，將上下兩邊壓成邊線，造成一種擠壓感，在這種擠壓下，芭蕉的墨色擠往兩邊，顯得生氣勃勃，且有一點憤怒。

芭蕉在形象上達到了似與不似的妙境。看徐渭的繪畫，大都是一大團墨色，好像是心中鬱積了太多的苦悶、委屈、和淚水，這一切無法排遣，越積越多。那用淡墨破濃墨， 或用濃墨破淡墨的墨色對比，就好像憤懣之氣在心中的運動，好像在尋找一個突破口。那墨色的葉、草、葡萄等等，就是被所壓抑之氣從胸中的噴出，因此石榴、芭蕉、瓜豆、都顯得生氣勃勃，且帶有一點憤怒。在這裡，形就是神，神就是形，形神兼備，達到了一種至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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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葡萄》是徐渭最有成就的水墨大寫意花卉作品的代表。此畫構圖奇特，氣勢不凡。畫幅右邊的葡萄藤葉密集，而左邊卻疏落清爽。葡萄葉被畫家用它豪放潑辣的水墨技法隨意點來，濃淡交錯，造成錯落生動的氣勢，不求形似。再配以晶瑩圓潤的葡萄，行草書寫的詩詞，姿勢略傾斜，字跡飛舞，構成了似不經意、信筆揮灑的水墨大寫意畫卷。畫上題詩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表現了他悲涼無奈的心情。



　 徐渭的書法也蘊含了他的寫意性。他最擅長的是行草，這與他狂放的寫意畫風相一致。書如其人，他的草書具有一種癲狂的醉態，筆墨流動，仿佛非理智清醒的人所為。他可以進入一種忘我的創作境界，可以完全忘卻周圍的物理世界，全然進入了心理的專注，達到心忘手，手忘筆，筆忘字，不經意運筆而自然有書的境界，他得意而忘形。徐渭的草書破壞性極強。看他的草書有一種狂躁的氣息，頗能震撼人心 。那歪歪斜斜的字體，汪洋恣肆的筆畫和他心中鬱積的憤懣的噴發相映照，顯得生氣勃勃。這尤其從他的書法代表作品《草書詩軸》中能體現出來：全幅作品線條強勁縱逸，即長拉硬扯，盤環勾連，一往流轉，又松鬆緊緊，疏疏密密，既涂既抹，又寫又畫，粗拙不失飄逸，濃重時見空靈。


他似乎不善於用中鋒藏筆，而多側筆露穎，以顯耀其精神，呈現其媚趣。“媚者，蓋鋒稍溢出”，“鋒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他似乎不重使轉，而時時直折生斷，“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的鐵律，他也沒遵守。字的間架結構完全被打散了，有時這邊的字分成了兩半，卻同另一邊的字連起來，削弱了字的可識性，以服從整體的章法佈局。局部的技巧美失去了原有的價值，一切取決於視覺整體，以表現出更大、更渾然蒼茫的審美意識。他的筆勢不是縱向的一一推移，而像是縱橫不羈的生拉硬扯，你爭我奪。字不像是一一從筆下流出，而像是一下從籮筐裏倒出來的，橫倒豎歪，粗頭亂服，怪態百齣，但又無不生動活潑。作品似乎著意在渲染一種氣氛，濃墨重按如涂如畫的墨色，如同天上的烏雲，翻滾奔涌，甚或還夾帶著飛沙走石，有一種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氣勢迎面襲來，令人驚駭令人愁，但又無處逃避，無處躲藏……



　 徐渭的書法藝術境界是不能用傳統的標準、傳統的規矩來約束的，它是從胸中自然流出的獨家創造。“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著便是春。”“不求形似求神韻，根撥皆吾五指栽。”正是他獨特藝術境界的真實寫照。袁宏道初次看了徐渭的書法作品便說：“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落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然可見，意甚駭之。”後來又對其作品進行了細緻的觀賞，再評道：“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不論書法，而論書神，成八法之散聖，字體之俠客也。”可見徐渭的書法中既有憤怒的不平之氣，又有奔放的氣勢，可謂憤怒的生氣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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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萄葡图》，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作品。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可看作是文入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作画状物不拘形似，仅略得其意，重在寄兴遣怀。此图将水墨葡萄与作者的身世感慨结合为一。徐渭在画上自题诗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从中可得知此图作于五十岁以后，一种饱经患、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在徐渭笔下，绘画不再是对客观对象的描摹再现，而是表现主观情怀的手段。他又善于以草书之法入画，此幅用笔，似草书之飞动。淋漓恣纵，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自如充分的结合。其画面上所呈现的那种乱头粗服的美，较之元代画家的逸笔草草，更具有一种野拙的生机力感。正如他自己所说： “信手拈来自有神”， “不求形似求生韵”。此图署款： “天池”，“湘管斋”朱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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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積極表現自我情緒的藝術，開啟了後世表現主義的先河，影響深遠。就近代畫壇所景仰的大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而論，都是從此畫法脫胎而出。鄭板橋對徐渭佩服得五體投地，曾刻了一枚“青藤門下走狗”的印章，用來鈐于畫上。並說：“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鳳翰)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燮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燮亦有倔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燮何足以學之哉!”(鄭板橋題畫蘭竹)近代的吳昌碩題徐渭的書畫冊亦說：“青藤畫中聖，書法逾魯公(顏真卿)。”齊白石對徐渭更是傾慕備至。他曾說：“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縱橫塗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于門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又題詩曰：“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吳昌碩)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再如戴熙曾提到他看到徐渭的一套三十六幅冊頁時的情形，有“此冊開視，心目為快，家人在旁，亦復齊聲拍手，噴噴稱妙”。在浙江民間，有關徐文長的傳說至今不衰，可見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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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诗书画文全面发展．对书法颇多自负。他认为自己的写意花鸟得之于书法修养，曾说：“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艺术上更显泼辣，“不求形似求生韵”，虽狂涂乱抹却横生意趣。喜作水墨葡萄、牡丹，以隐喻自己怀才不遇，借物抒惰，以物喻人，为后来不少名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等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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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所处的时代
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纵观画史，历经千年演变，至宋时，院画兴盛，画科分类；而元代则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彪炳史册；明代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可谓名家辈出，流派纷繁，山水、人物、花鸟各种画科，全面开拓，题材广泛，尤以山水、花鸟画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更大的创新，其鲜明的时代风格，确立了它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明代的书画艺术之演变与发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明太祖平定群雄，推翻了元朝统治之后，建立了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中心的封建帝国统治。朱元璋是明代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他不仅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思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还由于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生活的好坏。因而他竭力主张通过发展生产给民以“实惠”，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利用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客观条件，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恢复奴婢的人身自由，鼓励垦荒，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又以扶植城市工商业、手工业，打击贪官污吏、抑制豪强，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使政治形势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十余年经营，国力不断上升，至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在文化思想上明初也制定了各种措施，如开科取土，招揽人才；制礼乐，修图籍；搜求四方遗书，诏府州县立学等，于是文化大兴，文章诗词以及杂剧小说，均有相当的成绩。
　　　　在绘画方面，明太祖仿前代成例，召集各地著名画家，为宫廷服务。当时知名的文人士大夫有刘基、宋濂、杨维桢、高启、张羽；画家有赵原、宋克、王仲玉、周位、边文进等。边文进工花鸟，深得宋画院技法。著名的山水画家王绂，博学工诗，继承了元四家中王蒙、倪瓒画风，善画竹石，特别是墨竹，被誉为“明朝第一”。他们有的在元代即享有盛名，入明后其文风和画风影响年轻一代，这时期画风亦是元代的继续。
　　　　尽管如此，为巩固封建政权，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仍十分严酷。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皆被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宣德以后，明代经济、文化各方面兴盛繁荣，宣宗朱瞻基对艺术有广泛的爱好，尤其擅长绘画。
　　　　但自英宗之后，明帝国开始走向下坡路，宦官邪派互相勾结，弄权朝廷。到武宗之后，邪派形成阉党，控制朝堂内外，排斥正义之士进身。徐渭正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早年学儒，习八股，也想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走下去。然而政治的黑暗，社会风气的腐败，给他留下的却是一条饱经忧患、历尽坎坷的人生道路。家庭变故、乡痞侵夺、科场挫折，一代奇才颠沛落魄，不能得志。
　　　　虽是一介儒生，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报效国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参与意识，驱使徐渭不能容忍奸臣祸乱于内，外族兵临国门的政治局面。他想积极参加抗倭战争，北上边防重镇，参与筹划安边大计。然而，献身无路，报国无门，他只能把自己不幸的遭遇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熔铸于艺术形象之中，借助诗、书、画、戏曲，酣畅淋漓地倾吐满怀愤懑与不平之气。他的作品以直抒胸臆、不拘格律、表现“真性情”而永垂史册，对明晚期及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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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
他家原是绍兴城里一个名门望族，据他的《赠族兄序》云：“吾宗居会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隽富贵老寿之人。”他的叔父徐钥是成化年间进士，徐滋是贡生。但这个家族在徐渭出世后，就迅速败落了。徐渭的父亲徐鏓，历任州县官，后因病退休，回绍兴原籍。原配童夫人生了两个男孩：长男徐淮和次男徐潞。童夫人中年去世，徐鏓又娶苗百户家一守寡的侄女做继室，即苗宜人。苗宜人未生育，徐鏓晚年纳苗宜人的侍女为妾，生徐渭。徐渭出世百日，其父即病逝。因是庶出，在封建社会，凡事都要低人一等，这于徐渭的反抗精神，有一定的作用。
　　　　不过嫡母苗氏因自己没有儿女，对徐渭很是宠爱，不惜花销，竭尽心力来培养他。徐渭天资聪慧，四岁时，长嫂杨氏去世，他已能代长辈迎送吊客。六岁时入学读书，即可诵几百字的文章，且记忆力颇强，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当时跟管士颜读唐诗，第一首诗便是岑参的《早朝》诗。后又拜过十多位老师，八岁就学做八股文章，其文思之敏捷今老师称奇。十岁，其二兄徐潞曾带他去见当时的山阴县知县刘昺，刘很喜爱他，对其文章批了不少赞美之词，并嘱其今后“务在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这对徐渭影响很大，故以后他曾将八股文“旷弃者十余年”。十二岁向陈良学古琴，十四岁时，不幸嫡母苗氏去世，生母因是妾，不能掌持家务，他不得不去依靠刚从北方漫游回来的长兄徐淮。与此同时，他向王政学习琴曲。十五岁又向彭应时学习剑术。其间，还拜绍兴文坛盟主陈鹤（海樵）为师，学习戏曲、绘画；向杨珂（秘图）学习书法。此外，汪应轸、萧鸣凤、沈炼等也曾是他的老师。因自幼处身于文人学士之间，对其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嘉靖十九年，二十岁的徐渭考取了山阴县的秀才。那时，他在乡里已有文名。同县潘克敬欣赏他的才华，将长女许配给他。潘克敬由北京锦衣名法给事官外放广东阳江县典史，顺道回乡，徐渭便随岳父去广东阳江结婚。此后，他离开长兄徐淮，住到潘家。徐渭仍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婚后不久，接到二兄徐潞客死贵州的噩耗，使他倍感伤痛。
　　　　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渭二十三岁，首次去杭州应乡试，未中，他又气又愧。两年后，长兄徐淮因服丹药中毒死亡，其父苦心经营的榴花书屋，遂被出卖。更不幸的是，妻子潘氏因生儿子徐枚，肺病加重，拖到次年亦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尽管岳父潘克敬竭力帮助他，但因妻子已死，科举又一再失意，嘉靖二十七年，他离开了潘家，迁往东城，开始过他的“居穷巷，蹴数椽，储瓶粟十年”的清贫生活。只在三十五六岁时，先后去浙江平湖教过书及去过福建的顺昌。
　　　　从他二十五岁一直到他三十七岁这十二三年中，他应过四次乡试，均未取。他一生共应过八次乡试，“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到死还只是个“秀才”。他的生活这时已经相当贫困，但这并不妨碍他关心时世。除了经常往来于山阴、杭州之间读书应试外，他还结交了不少当时有名的人物。在这些名人中，谢时臣、陈鹤、刘世儒、沈仕、沈明臣等都是画家，且在文学艺术上主张推陈出新，徐渭在与这些人物交往中，自己的才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画以外，南戏在当时非常流行，陈鹤、沈仕等皆擅长戏曲，加之徐渭少年时代学过琴，因此，在这一段时间，他开始从事戏曲的研究和创作。据其门人、明代曲学大家王骥德的记录，他的《四声猿》中的“玉禅师翠乡一梦”便作于此时。三十六岁时，他写出了对现代戏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南词叙录》一书。
　　　　其时，倭寇侵扰、杀掠浙东，徐渭积极投入到抗倭队伍中。1554年11月，倭寇窜犯绍兴时在柯亭被官兵包围，被歼灭二百多人。徐渭“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徐文长全集》卷十七）。是年9月，陶宅战役大败倭寇，徐渭采访陶宅战况写了《陶宅战归序》等文。又有感于许多在倭寇屠刀下遇难烈女的英勇事迹，依据古乐府《木兰辞》编写了《雌木兰》杂剧，热情地歌颂了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以激发人民的抗倭斗志。后来徐渭将《玉禅师》、《雌木兰》、《祢衡》和《女状元》四个杂剧合编称为《四声猿》。《四声猿》大胆暴露了嘉靖中叶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表现了作者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和他的忧国忧民思想。
　　　　徐渭三十七岁，胡宗宪以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名义总督东南沿海各地对倭寇的进剿事宜，领导抗倭战争。他知道徐渭的名声，特聘其入幕府，徐渭因忌胡是严（嵩）党要人，坚辞不受，甚至卧床装病不起。后经师友的敦促，又为了能更好地投身于抗倭斗争，同意暂时入幕。但仅停留很短时间便回到山阴。次年，胡宗宪又招徐渭代作《献白鹿表》，受到嘉靖皇帝的赞赏，轰动京城。兵部郎中唐顺之看过此文后，大加赞赏。唐顺之是当时具有革新精神的著名古文家，“嘉靖八才子”的首领，好谈经世致用的学问，精通武术和兵法，为当时文坛盟主。他和徐渭都竭力反对明“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文风，两人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遂成为知己。徐渭一直念念不忘此事。胡宗宪也一直对他十分器重，凡举事“皆密相议然后行”。还特意借请徐渭撰《镇海楼记》，送酬银二百二十两，以作他买宅之资。徐渭买得绍兴城东南地十亩，屋二十二间，命名为“酬字堂”。1561年，他四十一岁时，娶继室张氏，“食鱼而居庐”，日子开始富裕起来。
　　　　1562年，嘉靖皇帝罢免严嵩，胡宗宪被认为是严嵩一党，被捕入狱。徐渭生性敏感多疑，感到自己危机来临，心情十分沉郁苦闷。后胡宗宪在狱中自杀，这件事对徐渭刺激很大，他也想自杀以了其生：先以利斧击破自己的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又不死；后又用鎚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连续自杀多次，均未果。后来，因疑心妻子张氏不贞，失手将她打死，因而被捕入狱，过了七年牢狱生活。徐渭此时的精神状态已接近疯狂。神经质，似乎是一些艺术家的通病，徐渭后来的一些文艺杰作往往也产生于某种癫狂状态中。
　　　　穆宗隆庆三年（1569），他的同乡好友张元忭在北京会试中了状元，他听到消息后高兴地写了《贺新郎》一词。隆庆六年，在张元忭等竭力保释之下，这年除夕，徐渭出狱，这时他已五十三岁。徐渭中年的生活道路，是非常不幸的，家庭经济的彻底破产，又使他落到赤贫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仍然怀有满腔热血，忧国忧民。
　　　　出狱后的徐渭，心情逐渐恢复平静，被大自然所陶醉，天天偕同学生出游，写了几十首纪游诗，借自然风光来减轻心头苦楚。
　　　　这期间，他除了在五十六岁时，受同乡老友吴兑的招请，去宣府逗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六十岁时，应好友李如松参将之邀去北京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游览之中。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文学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他才气高迈，“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袁宏道语），把胸中郁愤都发泄出来，终于成为明末文坛一颗“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巨星。
　　　　徐渭在文学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他的艺术创作在明代少有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作品集中暴露了明代中叶之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反抗外族侵略和腐朽的封建统治的要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反封建精神。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三岁的徐渭在贫病与怨愤中躺在稻草堆上默默死去。四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受到人民的喜爱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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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
徐渭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后人并不同意他对自己的评价。如周亮工说：“青藤自言书第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赖古堂画跋》）。推崇其诗者认为其诗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推重其戏曲的汤显祖则谓“《四声猿》乃词坛飞将”。推崇其文的唐顺之、茅坤则谓“此文殆吾辈”。而郑板桥推崇他的绘画，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可见其文章、诗歌、戏曲、绘画、书法，在当时都算得是一流的。而他纵横奔放的水墨写意画，更是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
　　　　徐渭对画的主张，虽没有系统的画论流传下来，但从散落在其诗及其画的题跋上可见端倪。有题画诗云：“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这句话既可以看作是其绘画创作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绘画乃是一种用来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工具。徐渭一生热衷于用世，但命运多舛、颠沛落魄，造成其精神的苦闷和对朝廷腐败的不满，时常发诸笔端，以泄胸中意气。
　　　　他画牡丹，不用色彩，仅以泼墨为之，并题《墨牡丹》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若风马牛弗相似也。”又有题《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画家沈周、陈淳都画过墨牡丹，但无论从布局到笔墨都远不及徐渭的泼辣、豪放和气势逼人。这与他五十八年贫贱身，连续多次科举不中分不开。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发迹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徐渭尽管满腹经纶，名满天下，但因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以致一贫如洗，竟至有人用两碟野鸭肉、牛肉和三巵酒就能换到他的一幅梅花。题诗云，“凫牛两碟酒三巵，索写梅花四句诗。想见元章（指王冕）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又云：“曾闻饿倒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手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他所画的墨梅，无论发干和圈花，一如狂草，一气呵成，笔墨间有一种磊落、激愤之情。
与墨牡丹相比，其《墨葡萄》轴（图1）的题跋更为著名，画中题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自比是无处卖的“明珠”，半生落魄的怨愤，如晚风长啸。此图画水墨葡萄一枝，串串果实倒挂枝头，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一串普通的葡萄如此感人情怀，皆因其意不在画葡萄，而在发泄积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