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川父亲撰文——我和我的长子(一）

柳长忠

洪川，我的长子名，他出生在广州，由于我怀念远离去的父亲和老家四川而给他取此名。呜乎！我爸差一年两个月十三天才过花甲，我的长子命更短，只活了五十一岁三个月二十二天又三个时辰多。上天呀，为什么不把我多活的十五岁分五岁给爸，让我能对爸敬孝报恩；再分十岁给我的长子，好让我多看护长子些年，令三川事业更辉煌！可如今没能留住生命，留下的只有（此处对我和长子在同一时空的）深沉的回忆。

    我的长子一出生，我们父子就相依为命，风风雨雨度过五十一个春秋，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共识，直到他停止呼吸，他静静地躺着，我（还有××妈，他的媳妇和儿子）静静地陪着，好久好久才含泪离开了。
一  小川幼小心灵受感染

    为喊叫简便，我们给洪川一个乳名叫小川，又由于我们是客居广东的四川人，人们也都喜欢喊他小川。小川降生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比当地一般出生的小孩儿都长得好长的胖，医生和护士都把这个肥崽儿当宝贝，不仅出生时全面体检，而且每周都要送他到医院体检，稍大一点每个月一次，他在白衣天使手中传来传去也感到很神气。

    在我的长子出生之前，我的大嫂怀过一个男孩因难产闭气，二嫂未生男孩，也就是说，我的爸爸没看见自已的孙子。爸的长孙小川落在我家，理应倍加珍惜，何况爸爸在辞世之前还抱病给怀长孙的儿媳亲自装钉箱子，邮寄腊肉、阴米、核桃等等。既然医院那样关注小川，我们也当倍加珍爱，满月和三个月，都给照上裸体像，半岁、一岁、两岁------，我们成了雄志儿童照相馆的常客，在那里记录了小川幼年的成长过程。我作为一名新教师，教学兼班主任，还有政治运动，工作相当忙，可为了小川多见世面，节假日有时也带他到市内玩。

    我曾就读两级师范，学言为青少儿之师，习行为青少儿之范。父母是儿女的第一教师，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夫妻在孩子面前不吵架、不骂人，更不会讲假话，以培养孩子诚实，尊重他人，有礼貌。在这方面影响很深，当他八岁在我的身边上学时，邻居曾问我：你的孩子为什么不会骂人啦？！

    为了培养集体观念，小川两岁半进全托幼儿园，开始要过铁路进水电部门的幼儿园，他不恋家，学习很认真，那儿没有围墙，有一次我在教室窗外走过，有的小朋友小声议论：“洪川的爸爸来了”，可他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学校办全托幼儿园，把小川转进自己的园就方便多了，而且这园有围栏，无干扰，也安全；还有孩子们都喜欢的刘老师，她会远远的呼叫：小川！洪川也是一见到她就亲切地叫喊：刘老师！刘老师！

    小川自尊顽强，生病了主动吃药，需要打针自动伸手不哭，然而有一次太疼，他忍不住了叫一声：爸爸，我哭一声好不好？我说：好！他真哭了、流泪了，不过也很快停止了哭声。又有一次他感觉不舒服，我领他去校医务室看病（步行要翻过一个小山坳），护士给他量完体温问我：他怎么样来的？我说，走过来的呗。护士批评我：你好狠心啊，高烧40度！我方知对小川要求太严，护士打完针后，我心疼地把小川背上回家。

    我的次子（浩川）降生，小川更神气了，因为当哥哥是老大，而且处处是个老大的样子。他很爱抚弟弟，不抢菜，当弟弟不在的时候总得给弟留一份。大概是1961年腊月三十天吃年饭，我们按老家农村的习惯，这一餐得让儿子们把荤菜吃个够，长子多吃猪肉，次子多吃鱼，结果当弟弟的平安无事，当哥哥的却拉肚子了，这给了我们心疼儿子的一次教训。

柳长忠

二  恰风浪来袭

    我是一个山沟里的穷小子，顺利地上了大学并进入特大城市重庆当上地质部属中专校教师，对××感恩不尽，决心一心一意服务于人民教育事业。可是我对××的教育宣传、对××员干部太理性化，只知当“驯服工具”，不懂人际关系，1962年夏被“动员”乖乖地离开广州地质学校，携妻（肚内怀有第三子）儿回老家四川忠县永丰公社实丰大队一生产队当社员。当社员干农活对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来说并不困难，然而正在这时我们的大家庭破裂，兄弟们分家了，生产队也正巧搞“三自一包”，我得从头兴一个农村家，比城市里兴家复杂困难多多了，对儿子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吃住的困难不用说，当我们第一次带儿子赶永丰场并去外婆家时，出了家院就是上坡，走一小段平路，又上坡，走平路，又------，小川有点耐不住问道：怎么赶场要走这么多“楼梯”，不走这些“楼梯”行不行？看，连走路也难！他上小学就得走这桐子园沟里的若干条“楼梯”，一直上完“楼梯”才能到永丰公社完全小学，还好有个四姐（我二哥之女）陪他同路往返，安全且身体得到了锻炼。1963年我被落实（部分）政策回校，妻儿们留在老家，不久，阶级斗争的弦又拉开了，由于妻的娘家是地主（我曾听父亲讲过，妻的已故爸是地下××员，然而由于多种缘故至2001年3月才得以落实，若早证实，妻的妈不会划为地主成份），有些人竟把我的儿子也叫“地主崽儿”，对儿子们特别对有点懂事儿的长子精神上是很大的打击。其实我一直注意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但对于那些叫喊的人有什么用呢！1965年我被调到武汉地质学校时向校领导提了个照顾要求，即把长子小川带到我身边上小学（以便同地主外婆“划清界限”）。

    我被调来武汉当年冬天，妻在家乡坡上干活不慎摔断了脚而且当地医生没接好，临近春节跛着脚带上另两个儿子来到武汉。我见到妻儿本应很高兴，可因为妻脚伤难以干那些坡坡坎坎的农活而痛心，我便先后向广州及武汉公安部门提起申诉，得到两处的理解，武汉市公安部门给妻儿们开了户口准迁证明，妻儿们便迁来武汉地质学校，我的小家又得以团聚；同时妻子的脚伤经名医几个月的精心治疗，断处基本复位。时逢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去革来革到我的头上，我这个贫农的儿子受××的培养成为人民教师被有些人称做“反党”`“反革命”了，他们一边把我单独隔离起来批；另一边强逼家属同我“划清界限”，把硬说是“造反来的”户口下掉返四川老家，小川刚进凌云中学一年级，也跟着××妈回我的老家，其后我被下放到湖北省郧县洪门公社姚家沟农村当“五七”战士。

   长子回到我的忠县老家后，首先是在永丰公社完全小学的初中班插班读书，节假日到生产队出工给家里挣工分，每天放学回家还要帮妈妈干菜地的活。由于××的脚不能承受重力，担水、挑粪等下重力活都靠他这个十三岁的男子汉干，有些日子他是在晚上月光下挑粪浇菜。因为有阶级斗争的风，生产队在评工分时，他总要比别的同龄孩子少分，有一次他犁田放牛不到位，队长说他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等等，他精神上又承受着政治压力的痛苦。

    我回老家探亲也往往上坡同生产队的男子汉们一起干活（妻帮我做事，我就顶替她干活），记我的工分同男子汉们是一样的，而且当我在场时评妻儿的工分也是同等同分，原来这阶级斗争也是看人行事。事实上我们那个生产队没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挨边儿的只有两个地主之女，一个是我的妻，另一个是队长之妻，谁敢得罪队长的妻室儿女呢！当然那几个喜欢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只能对准我家（有时甚至还牵连我的哥哥和弟弟），然而我太了解他们（含党员民兵连长）家的老底细了，因而当我的面大家都和和气气。庆幸的是长子在武汉凌云中学上学时培育了文艺细包，到永丰学校会唱好些段样板戏，时逢忠县××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改名文工团，她的老班子是川剧团）招收一批学员，看中了我长子的演技和潜能，1972年春，长子离开了实丰一生产队那个阶级斗争风浪区，去忠县城××思想文艺宣传队培养演员。

    武汉地质学校要恢复办学，至1973年春把下放的教职员和干部全部收回，我回校后就为秋季开学备课编写教材而忙碌，九月之前把次子浩川转到武汉上小学；冬季才有精力申诉要求还我妻儿们的武汉户口，学校把责任推到公安部门，公安又推到学校，几经周折办了妻子和两个小儿子的户口迁回武汉，长子已满十六岁且有工作，只能留在忠县文工团。

   长子不够十五岁就离开父母到县文工团，离我千里之外，我特托县文教局有我读忠县师范时的同班同学，后论为姊弟关系的三姐（儿子们喊“三老子”）李邦珍照顾，并告诉洪川遇重大问题来不及告诉时就向三老子请示认可。长子在文工团呆久了想离开忠县，巧遇三十八军到忠县招兵他去报名了，还有几位也想应招。部队首长对长子有好感，于是有人提出洪川的“政治条件不够”：一是他父亲1962年曾“犯错误”下放回家；二是他的外婆是地主还“闹粮”，涉及阶级路线问题。这第一条有李邦珍作证我没犯错误，第二条找到县委组织部的樊光泽（他的家同妻的娘家住在同一个生产队）作了证明，我和我的长子都阶级界限分明。1976年底长子被招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新兵经过武汉兵站，部队首长特许他在我武汉的家里宿一晚，当然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都很激动，我特别庆幸他告别了阶级斗争风浪区。1977年元旦，我的长子在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新的生活，我期待他在人民解放军里百炼成钢。

柳长忠

三  走校外自学成长成才路

    我并不情愿长子只初中二年级停学去当演员，我的父亲一个文盲穷光蛋能拼命挣钱且借债送我上学，难道我一个当教师的还不懂得上学的重要！长子处于生产队那个精神受压抑环境内，我在千里之外当“五七”战士是无能改变的，他对文艺感兴趣且还有碗饭吃，因而当他提出去宣传队时，我问他今后不后悔吗？他很干脆的回答：不后悔！我就让他早熟吧！

    宣传队招12个小孩只去了11个，他们既学习演唱、武打功夫、杂耍------，还学文化，一年合格就留下了。一年后没文化课，空闲时间长子碰到一位绘画长者（他曾画粮票可以假乱真）就学上了，我春节探亲时长子取出那长者和他自已的画给我品评，我看了说：好，作色彩好，但基本功不怎么样（这里我得感激忠县师范学校和学校的一批好老师给我有胜任乡村小学各门课程教学的基本功）。为了不影响长子学画的积极性，告诉他先学素描，近物写生，并去拜我忠师的同班同学梁呜皋（在忠县文化馆工作）为师，他真去了；而且巧遇当时西南师范学院打算迁移忠县，先行者有一位美术老师到忠县，他也去拜师学艺，老师教给他很多画画知识和技能，水彩画、油画------，他还学到可以帮文工团演出画景片。

    文工团的老师见长子学画画的精力用的太多（能画景片就够了），也就有意见了，提出那是不务正业，我只好劝他暂时停止画画。这时文工团要求每个成员有两种本领，既能当演员又会一种乐器。长子告诉我：大家都选了那些一般乐器，没有人选小提琴，您要是能给我买一把小提琴就绝了。我去市场打听，一把小提琴最少也需人民币四十多元，这得积蓄四个月以上，可是为了长子的前途，很快借钱买了一把带去，长子从此学上了小提琴。

    1974年初，长子带上他那心爱的小提琴来汉省亲，途中巧遇轮船上的电工黄二哥（名居生是三姐的侄女婿，也就成了我的侄女婿故有此称呼，我们从武汉到忠县之间带东西去来大多数托他），黄在湖北省歌舞剧院有一熟人杨志忠老师，又通过杨把洪川介绍给该院的小提琴专家徐多心老师当一个业余学生。杨老师当我的面对洪川说：“把你介绍给徐老师，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能学多久靠你自已，如果学习一个月徐老师就说你可以了，那就是你的失败”。由于长子学琴刻苦认真且尊敬老师，得到徐老师和杨老师以及他们的夫人的疼爱，加上忠县文工团当时演出任务少，长子请长假在省歌学习了整十一个月（相当中专专业课卒业），忠县文工团来信催促才结业返忠。

    长子在湖北省歌舞剧院的音乐海洋里受到感染，由于他的小手指很短，拉小提琴很吃力，便向我表白了一个志向：专学作曲。他同徐老师的弟子们混得不错，有这个兴趣不奇怪，可是作什么曲？作演奏曲吗，要买钢琴，对于我来说是个天价；作点歌曲嘛，还是要有钢琴，又求谁写词？不如老老实实学语文，也许能学出点明堂。孩子面对现实同意我的看法后问道，那能成吗？我肯定地回答：能行！选几本好书读，先选几篇好散文，如鲁迅的散文，关键是：“不放过一个难字”。碰到难字就查字典、词典，就能成功！千万不能因为有一个难字不认识而可知那句话的意思或丢下一个难字无关紧要就把那个字放过去，若放过去，就失败！

    1975年忠县文工团的演出任务不是很多，给予长子自学语文的好机会。他每天除演出外，主要就是看书，还有拉琴和写字，读书、练琴、练字成为他每天的家常便饭。他读书很认真，边读边写读书笔记，有几本精读的书，他在其中许多扉页上批了好些文字，他曾拜师吴姑父（名灿明，我忠师的同学，他“三老子”的丈夫，东北师大毕业的大学汉语副教授），学现代汉语，也学古典文学等，还订阅好几种期刊，自已的工资不够花还要我支援。语言文字太渊博了，看那么多期刊，我觉得浪费钱财和精力，后来他体验到，只保留了两、三份期刊。一次他在临帖时说：爸爸，我以后也要出字帖（这愿望后来真实现了）！

    参了军当新兵是没时间看书的，但他仍偷时间看一点，编入连队（驻河北定县）后慢慢地读书的时间多起来了，星期天总要去新华书店看书、买书，书店的服务员对这个爱买书的列兵有点惊奇问道：你买那么多书看得过来吗？回答：挤时间看呗！服务员又问：你的钱够花吗？回答：不够时找爸要，我用于学习爸会给的。服务员说：我家有很多书，有机会到我家去看看。洪川真的去了服务员家，啊呀，她家好多可读的书！洪川从此就多去书店服务员家书看，许多时候有她家的六弟（女孩）陪着看书，很少买书。

    部队里的生活丰富多彩，长子经常给我写信，我有时回有时没空回信，后来信越来越密，我正担任工农兵大学生的课程，辅导答疑等要花很多精力，那能满足给儿子回信！他来信不仅密，而且越写越厚，我有些为难了。他申明：我想写信就写，是在练字，您不用每封都回信。的确，他写的字越来越漂亮！

    长子在部队是普通步兵，连队唱歌作一下指挥，后因办黑板报画画的人探亲去了，在办报者为难之时他代画了刊头，被指导员发现他有文艺才能，就被调到团里搞宣传，之后不久调到师部宣传队，而且是创作组四人之一。在部队编过小节目，然而不曾发表正式作品。

    1980年冬长子复员来到我身边，经湖北省安办通关以后，他自带档案到武汉地质学院宣传部，自已阐述一番后，部长说：你回家写一篇文章交来看看。长子从挂包里取出早已写出的一篇文章给部长并说：这个可以吗？部长说：可以，三天听消息。次日，也就是1980年12月16日，长子被通知到地质学院宣传部上班。一个文革时期戴帽初中二年级学生来到大学工作，摆在长子面前的任务是：工作之佘应该尽快地提高到大学文化水平，学什么？学理工科本院有条件，好找老师，三年或至少两年可补到高中文化，考大学不成问题；如果学文科有底子，然而好老师在武大和华师，我不熟。长子思来想去，他还是继续学文。

在地院上斑不久，收到某刊物的来信，打开一看，是给洪川的退稿，标题是《住院》，稿子上有个别处修改，而且已统计了字数，该是准备刊载的。我看了全文，啊，过时了！不知是让哪位大作把它给压下来了，儿子看了也痛心啊！有一天长子向我诉苦：学语文太难了，想改学历史。我回答他：你以为历史简单，可能是指简单的中国通史吧！如果细分有先秦史、秦汉史、明清史------，还涉及考古等等。不几天后我们父子到武汉大学我的堂姐夫唐明邦（北京大学毕业的哲学教授）家，在谈到学语文或历史时他姑父说：你感到学语言文学难，那是正处于快要入门。从这以后，长子坚定了学中文的决心。1983年5月17日，长子笑眯眯地手拿当天的《长江日报》给我看，啊呀！第四版刊登有李洪川写的小小说《笑》，全文只511个字，然而她是我的儿子在国家报刊上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处女作，可喜可贺！

    好消息！武汉大学要办青年作家（三个月）的培训班，长子不够报名资格，通过姐夫的介绍参加旁听，自我感觉获益不少。更幸运的是1982年9月中国广播电视大学首届中文专业开班，长子报名参加了，学习非常认真，也非常快乐，就像自已是个普通班的大学生，学习两年获得了湖北广播电视大学1985年8 月颁发的语文专科毕业证书。

柳长忠

四  书法道路上显身手

1975年长子就开始练字或云习书法吧，当然那只是个感兴趣的“副业”，在武汉地质学院宣传部工作，画画和书法都有用处，不过他知道自已很嫩，不敢想公开发表什么作品。大概是在1982年春，长子告诉我，浙江发启搞全国青年钢笔书法比赛，他想试试。我说：毛笔书法家太多，你是难以冲进去的，钢笔书法年轻，老资格不多，而且钢笔字是工具，实用性更广，参加比赛是件好事。他真投稿去了，结果得了鼓励奖（此奖的前面有一、二、三等奖），他感到羞愧地说，得个“鼓励奖”公布出来难堪，还不如不得奖；当获奖作品些刊载出来后他又说：我看那些获奖作品有的字也不怎么样！当时他的三弟泽川在学校参加钢笔书法比赛获一等奖，便在哥的面前挑衅说：哼，鼓励奖，不如我的一等奖！哥当然不示弱地说：你那个小小的学校算什么------，就这样兄弟俩争论开来，并一直纠缠下去。

大概是兄弟较劲的吵闹声传到了北京吧！1984年初夏共青团中央委托《东方青年》杂志社主办《全国首届青年钢笔书法竞赛》，当然他们兄弟俩都寄去作品，报刊报导说大赛评委会共收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的各族青年投稿三十佘万份。兄弟俩等呀等，急盼音讯，尚未知评选结果就先后有两位浙江的青年给泽川来信说，看过钢笔书法作品展览，很喜欢他的字，希望给他（她）手书一幅字，可洪川的没消息；再等，大赛评委会给三弟来信了，一直到次年1月4日哥终于收到信，两人都获三等奖，打了个平手。两个月后见到1984年《东方青年》第一、二期刊登了大赛获奖名单：一等奖10人（无湖北人），二等奖30人（湖北2名），三等奖50人（湖北4名），四等奖100人（湖北3名），还有五等奖数百人。由此看来兄弟俩的钢笔字有点比头，于是他们切磋习钢笔书法的劲头更大了，不仅练钢笔字，还书写出多种式样的作品给别人提意见。更有意思的是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兄弟俩同我在一块商量去大街上卖字，我赞成；多少钱一张作品呢？贵了别人不买，五分一张吧，别人会瞧不起我们，就定一角钱一张，次日吃罢年饭，兄弟俩都带着自已的作品和三等奖证书，还有一块带镜框的“钢笔书法”牌子，骑上自行车奔江汉路去了，他们立于街边，迎着寒风抿着雪花，面对观字的青年，卖字啊！初一、初二也出去卖字（其盛情盛景，长子写过一篇短文“回忆卖字”刊登在天津《散文》杂志1990年第11期上），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春节。

对于大学本科毕业的浩川来说，这几年也练钢笔字，不过只限于行书且看得过去就行了，可由于哥和弟都获全国钢笔书法比赛三等奖，他有点坐不住了，也恢复习钢笔书法，加上兄和弟卖字的收获，便参加写作品的行列，且行书很快见效，在长子的带动下，三兄弟编写成楷书行书混合的钢笔字帖 。长子带着“字帖”稿到武汉市几家出版社联系出版，跑了不少空路，碰了好些钉子，有人认为有些字不过硬，有的要先付出版费两万元并自销两万册------，终于遇到一家谈的有点意向，在商谈定论的前一天晚上长子对我说：这家的经理对我很热情，不提出版条件，但看过字帖稿觉得我的字可以，两弟弟的字差一些，明天同经理谈定稿拍板，要是经理不同意他们两人或一人上帖怎么办？我反问道：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当然力争三人都上，但如果他只看中我一人的，也可能看中我和泽川两人的，好不容易有一次出版机会，我不放弃。我说：你这样想那就可能不是三兄弟一齐上。他马上回答；我肯定尽全力争取一齐上，这里只讲万一，我多年盼望的机会------。我打断他的话说：没有万一，古有“三苏”，今天为什不可以在钢笔书法上有“三李”；如果今天只你一人上，那另二人就会长期掉下去了，独个钢笔书法高手在你前头有好些位，可亲兄弟三人都是高手尚未听见，也算一典型吧，何况三李是你为首，我的意见是三兄弟要上一起上，字嫩一点的那怕只上一页也行，既然有人看中你的作品，他二人再练（会加油的），一定还有机会。长子定下一条心次日同经理谈妥，1985年4月三兄弟合书的《楷行钢笔字帖》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问市了，长子和他的两个弟弟的书法处女作问市而且第一批出的30万册很快就销售光了

1985年春武汉市青年联合会主办（面向全国）钢笔书法比赛，兄弟俩分析了全国首届大赛的形势，都宣布“我要参加，稳获一等奖”，并动员浩川也参加。我在旁边也插话了：哥哥弟弟的钢笔书法都获一等奖，老二夹在中间受气哟！我宣布，浩川这是第一次参赛，只要上了等级奖，我发奖金。离交参赛作品的截止日期只有两个月，这下可闹热了，当时我们住在地质学院十六栋（二层的单身楼）的楼上楼下三间房内，洪川住一楼，两弟住二楼，经常上上下下切磋技艺，离交参赛作品只两天，浩川的作品该定稿，约定这天晚上同哥研究修定，浩川向哥说：今晚女朋友要约会，改在明天行吗？哥回答：先切磋作品，八点钟见女朋友，两不误。三弟兄的行动也影响到邻居有几位练钢笔书法要参加比赛。5月中旬公布评选结果：一等奖6名，有洪川和泽川，二等奖14名有浩川，三等奖40名，还有鼓励奖；十六栋还有地院一位姓鲍的青年教师也获一等奖，也就是说，全部一等奖被我们十六栋占据一半。7月3日《武汉青年报》第六版以“芍药牡丹相间红”标题记述了“钢笔书法获奖者李氏三兄弟”的事迹（有合影照）。我也执行了诺言，给浩川发奖金40元，洪川和泽川均60元。

当年11月9日，武汉青年钢笔书法协会宣告成立，这次比赛获一、二等奖者均为理事会的理事，洪川被选为协会的主席（因此而成为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委员）。1988年6月下旬 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第二届理事会理事23人，常务理事12人，三兄弟都被选为常务理事，洪川继续担任主席。为了适应硬笔书法的发展形势，武汉青年钢笔书法协会于1989年3月21日起更名为“武汉硬笔书法家协会”并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及武汉解放40周年，在武汉地区举办“十佳硬笔书法家”评选等活动，5月16日，三川兄弟因被评选为“十佳”，都接受了所颁奖杯和“十佳”证书，我作为活动的赞助单位（三川钢笔书院）之一的代表，向获奖者颁发了“三川杯”及证书。

1986年5月29日，北京来电通知洪川三兄弟和赵忱（居武汉大学）去首都人民政协礼堂参加“中国汉字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大会，后来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央电视台等24个单位联合主办，参赛作品有九十七万四千佘幅，含盖17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及日本书道友人的作品，盛况空前并有多家媒体报导。武汉硬笔书协成立后，理事们交流的机会多，习书法的热情也高了，长子进步很大，这次大赛中他获一等奖（湖北只两人获一等奖，另一名是大悟县的柳长忠），浩川长进也快，获二等奖，《北京青年报》在报导中特别提到李氏三兄弟都获高奖这一典型。往后三兄弟还参加过一些硬笔书法大赛（规模都比这次小）获一、二等奖，再往后就只发表作品，写字帖和论文以及当大赛评委了。

1986年6月新蕾出版社出版了洪川书写的《中学古诗钢笔字帖》，这年冬天洪川重病住进武汉同济医院半年有余，此期间浩川和泽川同书协另六位书友合作书写的《青年硬软笔字帖》（十六开本）于1987年10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洪川三兄弟的作品曾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并于10月送日本展出（湖北的共选去10份，其中武汉5份含三兄弟各一份），是年12月洪川完成《常用汉字钢笔字帖》交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三兄弟应《初中生周报》邀请，编写（洪川执笔）了《与中学生谈钢笔书法》讲座共24讲分24期（1988年1月6日至1988年10月26日）刊出。

由于洪川三兄弟都参加北京的“中国汉字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大会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零星的就有信件来问津；《与中学生谈钢笔书法》讲座发表了，中学生们的钢笔书法也活跃起来了，每周有十几封或几十封中学生给三兄弟的信从共青团武汉市委转来（当时三兄弟没留下自已的地址），面对这些中学生一张张可爱的小脸，三兄弟得一个一个的回信。过了些天，他们蒙发出开展钢笔书法函授的动议，先向武汉硬笔书协提出，因难度大，形不成决议，于是决定我们家自已办，成立“三川钢笔书院”面向全社会传授钢笔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