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志生理论研究汇报之二：《中国书法》2010 年第4期发文

邹志生

发表于《中国书法》2010年第4期：

                               对当代书坛时尚化审美的思考


                                                                           邹志生

    内容提要：由于书法人的共同努力，当代书坛已展现出繁荣的局面，但在时尚化审美取向的影响下，当代书法人的创作隐现出多种时弊。辩证地看待和思考书坛的繁荣与时弊，是为本文的要义。
    关键词：当代书坛   时尚化审美   书法创作   辩证思考

   
    在“2008中国书法金陵论坛”的研讨发言中，曾有人说“中国书法后继无人”， 论坛主持人陈振濂先生当即纠正：中国书法在当代的繁荣超过历朝历代，书法人才层出不穷，中国书法后继无忧（大意）。前者可能对当代书坛缺乏全面了解，后者是心中有数且据实而言的。笔者赞成陈振濂先生的观点。

     从1949-2009，当代书法60年历程中的前30年“动静”不大，后30年用“繁荣昌盛”、“人才辈出”、“焕然一新”等美言来形容并不为过。“繁荣昌盛”表现在多个方面，如书法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民间到官方全线铺开；各级书协组织相继成立并引领各地书法活动蓬勃开展；各级各类书法展（赛）活动频繁举办促进了书法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书法专业报刊的创办让千万书法人有了展示创作成果和探讨交流的园地；日见其多的“书法之乡”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普及化。“人才辈出”这一点有目共睹，因为受教育和爱书法的人口基数庞大，所以没有哪一个朝代书法家（于书法有建树者而非徒有虚名者）的数量能超过当代，其人才如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关于“焕然一新”说的是当代书法的面目和风格大大有别于过往的几千年，表现出不断推陈出新的态势。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书法繁荣的格局中既有出彩的新看点，也有令人不能释怀的隐忧，这正是下文要重点论及的。

         一、时尚化审美带来的书法新看点

    当代书法是与时俱进的，它步步紧跟时代潮流，就像流行时装常换常新，主要表现在时尚化的审美取向上，这是为适应展厅的高大空阔而带来的新看点，所以有人将当代书法称之为“展厅书法”。对此，如下几种现象是最好的注脚。

    一是幅面超大化。仅以《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为例便能说明问题：这届国展大多数入选作品幅面都比较大，八尺以上的作品居多，如河南刘颜涛的篆书四条屏幅面为277cm×70cm×4,耿自礼的隶书四条屏幅面为228cm×50cm×4，黑龙江钱松君的楷书幅面为270cm×124cm，山东卜庆中的行书四条屏幅面为规格为230cm×52cm×4，四川吕金光的草书幅面为270cm×90cm……如此众多的宏幅巨制在历史上是不可多见的。古代书法没有展览一说，其展示和流传只是小范围的书友传阅、厅堂张挂和临摹复制，限于携带之不便、房舍之低矮和展阅之不便，古代用于张挂展示的书法作品一般以四尺宣居多、六尺少有，八尺以上更是凤毛麟角，其余形式如尺牍、手札、扇面、手卷等数量不少，那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品幅面过大。而在当今展厅宽敞高大的条件下，书家利用自己的宏观掌控能力写出超大作品，这不仅方便书家抒发大意豪情，也便于观众在大展示面前能够欣赏到大手笔、新墨趣、不同凡响的力作。大作品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视野的广阔。从这一点上说，大的概念是一种创新思维，大幅作品是时尚化审美的体现。

    二是装饰色彩化。如《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中北京的龙开胜用彩纸书写，湖北的邹家喜用黑底白字，新疆的马亚飞用两种色纸拼连，山东的邢涛灰底上写红篆、黄底上写行书且四色杂陈，更花哨的是广东的邓木水用五种色彩拼盘，竖条拼色、方块点缀、黑墨写字。这些作品巧妙用“色”，从形式上吸引评委的目光、抢夺观众的目光，可以说这是一种极聪明的做法。就像街头看美女，在美女成群尤其是背后看美女的时候，不管面相如何，一般人首先会被她鲜亮的着装所吸引，至于形象如何则是后一步的事了。书法的包装在当今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当然也是时尚化审美的体现。

    三是线条异样化。相比于古代书法，当代书法在书写技法上有所变革和创新，除书坛前贤强调的“中锋行笔”法则在继续遵循外，诸多古时不提倡的用笔方法如偏锋、裹锋、散锋、破锋等也在当代书家的创作中多有运用，使得笔墨线条展示出有别于前人的新形态，这些在《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的某些入展和获奖作品中有所体现：破锋写楷书使得线条粗糙而稚拙；慢笔写大草使得线条枯涩而凝滞；裹锋写隶书使得线条毛糙而无常……这便与社会时尚人士另类的穿着打扮有相似之处，其粗布、手缝、残褊和破绽均表现出与尽善尽美相对应的时尚审美取向，不拘一格的技法是吹向书坛的一股新风。

    四是章法新颖化。在当代社会大氛围影响下，书法创作越来越追求个性的彰显和张扬。除了上述几点外，在章法上的变化也是大大超乎前人的，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即便是抄写一首诗词或一段箴言，往往分成若干段落或片断书写，讲究疏密、虚实、黑白的对比，追求向背、疾徐、违和的谐调，或满排密布以营造出“密不透风”的紧张情境，或间行隔列创造出“疏可走马”宽松氛围，或重彩开头，或淡墨收尾，或盖单印以示书写者之身份，或钤多印模仿藏品之形貌，总之，在章法上体现出当代书家超乎前人的胆识和笔下颇具创意的成份。

    五是神韵现代化。书法的神韵也具有时代感，就像人的精神面貌一样。当代书法的神韵不同于晋代因“尚韵”而表现出来的“神采奕奕”，不同于唐代因“尚法”而表现出来的“仪表威严”，也不同于宋代因“尚意”而表现出来的“神情豪迈”，更不同于元明因“尚态”而表现出来的“仪态万方”，当代书法的神韵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神采奕奕”的眉宇间能读出些许迷人的忧郁，在“仪表威严”的背后能见到一种自我放松似的粗犷，在“神情豪迈”的写意中能体会到书者的率意随心之风，在“仪态万方”的造型中能看到诸多大众化的时尚元素。说得具体点儿，当代书法除了拥有古代书法所表现出的种种神韵外，还多出了轻狂、慵懒等潮人做派，甚至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精神状态：如对法则的轻视，对技法的不屑，对传统的漠视。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时尚化审美与创作隐现书坛时弊

    任何艺术佳作的诞生首先取决于作者审美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其次在于他身手功夫的深浅与否；只有在高水准审美思维指导下才可能诞生高水准的艺术作品，书法艺术也是这样。如前所述，当代书法在形式上表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看点，相比于古典书法它能使人耳目一新，但恕笔者直言，在书法时尚化审美的背后，当代某些书家笔下之作未能“取法乎上”而表现出难以脱俗的几大时弊。

    （一）形式主义。形式与内涵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形式因为内涵而存在，内涵依托形式而体现，二者虽然不能分离，但内涵应该放在首位，形式服从和服务于内涵。现在要说的问题是，书法艺术创作在当代所表现出的重形式而轻内涵的时弊，大有流行和传染之虞。正如上文第一部分所列的前四项所说的那样，当代书坛贪大、重色、耍玩技法和异化章法的形式主义似乎占据上风，对书法艺术内涵的追求退居次位，导致了近些年来书法作品在形式上的浮华、内涵上的欠缺现象。这些作品留给人们的总体印象就像元宵之夜的焰火——短暂炫目而不能长久迷人。

   （二）笔墨浮躁。正是由于过分重视形式而轻看内涵，当代书法部分地表现出浮躁的面目。“中锋行笔”具有难度或嫌单调，于是就有人“八面出锋”，使得笔下线条形态怪异；写楷书练基本功太过劳神，于是很多人绕过楷书写行写草，看似龙飞凤舞，实则如“墙上芦苇”；有人嫌紧凑的结体了无新意，于是离间构型、追求奇崛和扭捏作态，一如“芙蓉姐姐”摆POSE；看不惯传统的章法形式，于是有人极尽创意营造出旷古空前的章法新款来；典雅、泛美的神韵被某些人看成老套，他们便将被书坛前贤唾弃的粗野、随意、慵懒、颓靡奉为时尚。如此种种，他们只求外表抢眼而不注重艺术内涵的深究，使看重传统、推崇典雅的人们无不心存忧虑。

   （三）盲目跟风。如同电视荧屏上的“模仿秀”节目泛滥，近些年的当代书坛与电视娱乐一样也刮起了模仿之风。被模仿的对象一般都是国展的获奖作品，模仿得越像，下届入展或获奖的希望就越大，只要入展或获奖，个人的声望及作品的润格就随之高涨，如此循环往复，便出现了大面积的作品面目雷同现象。获奖者中有作品呈稚拙愚憨态，于是那本应“流而畅”的草书也被模仿得笨拙起来，完全失却了草书的特性和应有面目；获奖作品中不乏丑怪面目，于是本应精致工整美观的楷书也在仿品中被丑化了；获奖作品中有粗犷甚至是粗野者，于是本应“婉而通”、“精而密”的篆隶也被模仿者写得像叫花子一样粗头乱服但不见豪放，有的笔画垂曳、形象耷拉像瘾君子似的萎靡不振；获奖者中有人常常用笔“扫”字扫得横重竖轻，于是展品中就有复制品；获奖者中有人喜欢离间字的结构，于是仿品中就会出现“克隆”者……太多了，不胜枚举。这说明某些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审美主张，盲目地跟在他人身后亦步亦趋。

   （四）风格变异。当代书法的变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奇，二是丑怪。至于如何新奇、丑怪大家有目共睹，于此不必描绘，但形成新奇、丑怪的外因是值得考究考究的。这风格变异与社会大众的审美悖反、猎奇心理、崇尚个性不无关联：时尚美女爱穿价值千金的牛仔破裤，居然在大冬天儿里露出本应遮掩着的肚脐眼儿；塌鼻子大男人喜欢披一头齐肩的黄卷毛，耳朵上挂饰件叫人不分雄雌；“梨花体”新诗的创始人竟然有大群的“粉丝”；没想到名校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李白是唐代的“蛊惑仔”；凭着摆POSE卖弄丑态的“芙蓉姐姐”出了大名、挣了大钱，引来无知透顶、口出狂言的“凤姐”追随效仿；最新、最雷人、最受追捧的网络焦点是乞丐潮人“犀利哥”；另外如演芭蕾没人看、跳劲舞受人捧，李双江知音渐少、周杰伦追随者众多，嫌唐国强太奶油、爱曾志伟很搞笑，康熙正剧被网友评为最差、戏说乾隆却网上叫好……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喜欢标新立异、悖反化审美。书家们都是社会中人、性情中人，社会环境、大众情趣对他们的影响不小，而他们作品的消费对象又大多是社会大众，不迎合大众就会失去大众消费群体，不异化笔下之作则钱途堪忧，于是他们全方位地时尚化了，包括装扮与发型。
   以上撷要而言之，其余暂且不表。

      三、对于时尚化审美与创作的辩证思考

    依笔者之陋见，关于当代书法时尚化审美的思考，只能置于当今时代文化教育的现实和书法人文化修养实况的具体情境之中。当代书坛之所以呈现时尚化审美取向、之所以时尚化新看点伴生出时尚化弊端，这些都与当代书法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它是正常的，但又是无奈的。对此，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去辩证理解和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时尚化审美体现了书法人的与时俱进，但急功近利使当代书法感染了浮华的通病。当下中国，改革开放深得人心，市场经济逐步深入，人们的观念较之过往大为改变，不论是对政治的关注还是对经济的热心抑或是对艺术的追求，都体现出全新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所有艺术门类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小说家用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演艺明星撇下高额出场费而将精彩节目送到车间和地头；电影人用独特的视角在银幕上“讲述”改革开放后诸多动人的中国故事；画家用颇具现代感的笔触抒发自己对强大起来的祖国的赞美之情；书法家更是不甘落后而紧随时代大潮，用新笔墨、新技法、新面目、新章法、新风格将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观众——艺术家们的眼界开阔了，观念更新了，作品一改传统面目而体现出时代感，为文革以后的中国带来了文化艺术的迅速复兴，直到当下的空前繁荣。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复兴和繁荣局面中当代书法人是功不可没、值得敬佩的，因为官方几乎没有为书法活动划拨经费（即便划拨也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大多数书法人都是自学成才、自筹经费搞活动、自愿奉献的。但当我们冷静下来审视与时俱进的艺术界时便可看到，在主流文化积极向上的形势下，各门类艺术都部分地难免因急功近利所带来的内蕴不足、浮华有余、甚至是媚俗流行的时尚病：如荧屏上的无厘头娱乐、银幕上的“拍案惊奇”、舞台上的媚俗闹剧、报纸上的八卦新闻、美术界的“行为艺术”等，而在此更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处在相同社会背景下、同在时尚潮流中的书法界其形式主义、笔墨浮躁、盲目跟风等是典型的时尚病之症状，故而可以这样来比喻之：当代书坛的某些时尚化“亮点”就像寺庙里受供菩萨的金身——奢华只在表面。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时尚化书法顺应了大众的审美情趣，但追新求异的迎合之作拉低了书法的品位。书坛的时尚化审美使得书法风格时尚化了，这与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氛围有极大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受之于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的引导和影响，国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于人、于事、于物无不体现出与国际接轨的时尚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为人处世理念被国人借鉴、效仿而呈现出东西方同化倾向；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被中国企业家们奉为秘笈而改善了经营状况；国外产品（尤其是时装）由于上乘的质量和优美的造型令国人痛快掏钱；特别是西方舞台上的流行歌、爵士舞，还有电影大片先锋剧等，都格外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总之，与文革前的社会相比，无论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审美观，抑或是精神享受还是物质消费，当代中国时时、处处、事事、人人都无不焕然一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书法艺术作为国人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它就不能不考虑到广大国民的认知与认可；更何况当下书法已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书家们都希望自己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更多的消费者呢？于是乎，面对不同审美层次的消费者，书家们有针对性地推出不同形式和风格的作品，这才有了本文第一部分所罗列的具备诸多时尚面目的书法作品涌进展厅、销往市场、走进百姓生活——社会发展了，国人观念更新了，书法人、书法艺术顺应时代而求生存、求发展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但不能否认，在顺应大众审美情趣的同时，书法艺术部分地表现出媚俗的成份，打个比方来形容当今书坛的时尚格局，参观书展就像欣赏时装发布会（服装是所有人的物质包装，书法则是书法家除物质包装之外的一种精神包装）——传统的楷书就像正统的中山装已被绝大多数人压在“箱底”已经少见，即便有也就像休闲装一样，稍作改动而略带随意性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行草书是最自由无度的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同T台上模特的衣装那样常换常新：刚才还严密封闭仅露五官，此刻却袒胸露背仅遮三点，那男的生性稳重便穿一件单色T恤行走，那女的喜欢招摇则用五彩缤纷吸引眼球；篆隶也有创意，撇开书写成规而使得线条粗犷、结体新颖，如同模特身上的粗布麻衣；当然还有那些探索实验型的丑书，就像台上时尚青年的“乞丐装”，高价的补丁上装搭配一条价值不菲的牛仔破裤。——这些都是时尚化书法与典雅的传统书法不相谐调的表现。

    再者，我们在正面肯定时尚化审美为当代书坛带来新气象的同时，更应该找出与时尚化审美伴生的时弊的根本原因——形式主义、笔墨浮躁、盲目跟风、风格变异等时弊的产生都与文化缺失紧密相关。请注意，这个“文化”说的是外延广泛的大文化概念，它是构成书法人综合素质的核心且关键的成份；所谓“文化缺失”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学校文化教育缺失，而重点要说的是书法人自身对大文化范畴内各有关学科精髓的汲取和积蓄。可以这样认为，书坛千军万马中除少数人具备大文化底蕴外，绝大多数在这方面都是有欠缺甚至是相当薄弱的：有人除了能写几笔囫囵字外，就连基础文化方面的基础常识都知之甚少（例证：某职业学院几位教师合编并正式出版的《书法鉴赏教程》里，所选毛泽东诗词“手迹”全是赝品，三幅中错字竟然高达8个），更别说自撰诗词文赋了；再加上一些新生代书法人受应试教育的束缚和局限，有人连“国学”概念之内涵有哪些都不知道。正因为如此，发展到当今这个特殊的时期（文革带来的文化荒芜期——应试教育带来的国学缺失期），书法所能得到的提升也就只能局限于幅面加大、色彩增多、线条异化、结体夸张、章法出奇等形式之上，要想获得实质上的提升除了书法人当勤于自修自悟外，还要等到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良之后。

    综上而言之，我们看到：书坛新人辈出，时尚化审美和创作为当代书坛带来了赏心悦目的新形式、启迪思维的新风格，显示出书法艺术在当代的繁荣景象。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与时尚化审美和创作伴生的种种弊端，当然，这是当今文化缺失条件下的书法变革进程中的正常现象。著名美学家王老朝闻先生说：“不能否认，艺术创作对艺术欣赏不只是提供了对象，而且相应地创造着懂得艺术美的欣赏者”（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审美谈》第495页）。18世纪欧洲著名艺术家歌德认为：“鉴赏力不能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养成的”（见《歌德谈话录》，转引自王朝闻《审美谈》495页）。将王老和歌德所说的比照着来理解，书法创作也肩负着提供欣赏对象和培养鉴赏家的双重任务，书家应该为观众鉴赏力的提高而创作“最好的作品”，因此，多出佳作是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就当下的中国社会氛围、应试教育模式以及书家自身修养现状来说，书法艺术要想在短时间内得到实质或内涵的全面提升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以这样预测，在未来不太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愿望都是有相当难度的。关注当下书坛，我们还是要为书法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庆幸，为书法艺术在当代得以繁荣而感到自豪。在书法因文化缺失的局限而难以“取法乎上”的“囧”境之中，在实用书法转型而为展厅书法的今天，我们只能宽怀以待之：能在展厅里暂时满足视觉之需求、愉悦一时之心神还是很幸运的，至于深层次的问题还是留待时间来解决吧。

不惊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