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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邹志生 于 2010-4-18 18:22 编辑
对武汉文化建设的透视
发表于《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二期
文化建设艺术定位城市格调
——对武汉文化建设的扫描与建议
邹 志 生
摘 要：武汉响应党中央发展先进文化的号召，文化建设在近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文化艺术的定位不高等，影响武汉城市格调的提升。本文对以上几点表达看法并对“两型社会”中的文化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文化建设 文化艺术定位 城市格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六大作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决定，十七大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增强国家软实力，前后两届党代会都着重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这是关乎国家持续繁荣、持续发展的长久大计。在全国性的文化建设新高潮中，省会武汉在省、市两级党政决策层的领导下弄潮在前，取得了可喜可贺的重大成就，极大地改善了武汉原有的文化格局。
一、对武汉文化建设的回顾
回想10余年前的偌大武汉，略上档次的文化场馆设施如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剧院、图书馆等，武汉三镇加起来不足20处。尽管众多高校的各类场馆条件不错，但基本不对外开放；各大企业虽有几处场馆但也难以确保自足。三镇中心城区文化设施尚且不尽人意，各远城区就更不用说。但经过10余年的努力，武汉的文化场馆及设施建设打了一个翻身仗。
（一）大视野的布局规划。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展文化、繁荣文化的号召，湖北省、武汉市（以下简称“省、市”）两级党政决策层用超乎前人的胆识和魄力，着眼未来而大视野地规划文化设施布局，在土地价格日益看涨的形势下，拿出武汉市黄金地段大面积的土地来兴建文化场馆（体育场馆不属文化建设项目范围内）且分布武汉三镇。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月湖之滨的琴台大剧院，两大场馆与一大公园融为一体的组合规划占地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先不谈它的投资几何，单就将它建在城市中心的伴山临水之地，隔湖相望古琴台，让剧院里绕梁的乐声与“高山流水”的古琴韵相应和，古今对话、知音互诉，这美景、这美韵无不令人心旷神怡！它填补了华中地区高档文化设施的空白，令许多其他大都市的市民艳羡不已。再就是武汉新博物馆的建设，选址在即将建成的王家墩商务区的东边，迁走杂乱的城中村，腾出大片土地建设而成，并配套设置了城中小森林和湖景公园，环境优美；还有一个要特别提到的地方，那就是花费数亿巨资改造落成的汉口南京路武汉美术馆，为武汉美术、书画界提供了一个展示创作成果的好场所，黄金宝地上的艺术殿堂令江城的美术家、书画家们自豪和满足。其他如扩建的省博物馆主陈列馆、湖北省美术馆均位于东湖之滨；建在闹市宝地上的武汉新图书馆、田汉大剧院、中南剧场等都是大视野规划中的小规模工程，建成后大大缓解了急需，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二）大手笔的场馆设计。这一点仅以琴台大剧院的设计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它毗邻古琴台选址、建在月湖之滨自不必再次褒扬，单就它的设计来说在国内绝对是大手笔：主场馆占地面积近2.5万平方米，场馆建筑面积近6.6万平方米，其中有1800余座的综合大剧场、400座的多功能厅以及艺术展厅、艺术排练厅、餐厅等。剧院内的设计应专业需要而定位于设备高端化、功能齐全化、色彩典雅化，国家大剧院设计师的首席色彩顾问对剧院的色彩非常赞同，有专家评价说身临其境大有荡气回肠之感，更有专家说琴台大剧院堪与世界级大剧院媲美。在外观造型设计上有两点值得一书：其一，占地面积和场馆规模（含配套公园）之大超过国家大剧院；其二，建筑物设计不仅气势雄伟、造型独特，而且具有深刻内涵：设计理念采取解构主义手法，以自然界金石顿开、放声高歌的造型组合成为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形体，隐喻歌剧院的特征；造型设计没有直接借用古琴的造型，而是取其神韵并抽象化，保留其基本线型和元素，按照理性的原则重塑独特的建筑语言，外伸的构架如同钢琴敲击的簧片，宛如“琴键飞奔”、又似“水袖飞舞”，巨大的尺度，富有永恒的纪念性，极具雕塑感和阳刚之气，与周围的公园然融为一体，倒映于月湖碧波之上，诠释着刚柔相济的美妙意境。
（三）大投入的硬件建设。相比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而言，武汉市的财力算不上雄厚，但在文化场馆及设施（还有体育场馆）的投入上绝不吝啬，可称得上大方和大气，仅举两例说明之：第一例还是琴台大剧院，它的总投资规模达3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剧院15.7亿，音乐厅8.5亿，配套公园5.8亿。这在武汉文化场馆设施建设史上绝对创了纪录并超过历史总和，与全国同类场馆相比这个数字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二例是将1931年建成的老西洋建筑汉口金盛银行改造成武汉新美术馆，这个总建筑面积12139平方米、拥有七个展厅、展线总长度达1000余米的美术馆仅翻新改造费用就达两亿多元，这个投入也体现了武汉市党政决策层热心文化、尊重艺术的火热心肠和开阔胸怀。
上述三点说明，武汉过去的十余年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成就是喜人的。但细心对比分析后人们发现，过去10余年的文化建设成就主要表现在硬件建设上，而在软件建设方面投入远远不够。何故？下面所谈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武汉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失衡
武汉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建设投入顾此失彼。武汉市文化建设中一个明的显问题就是文化场馆设施建设投入与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投入不对等。
1.关于艺术人才培养。武汉的文学创作近年成就斐然，但作家们大多是自学成才的。电视剧、电影制作方面只有巴特尔（曹小强）导演算得上国家级人才，何处毕业尚不可知；所谓的湖北电影制片厂的专业人才、产品什么的都几近空白，倒是该厂厂长王原平的音乐创作在全国享有声誉，他1975年毕业于原湖北艺术学院，与近年的文化建设似乎没有关系。而对美术人才的培养，画家里面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只有198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部的冷军；演艺人才在全国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只有朱世慧、张慧芳等人；武汉曲艺界几位毕业于外地艺校的中专生后来拜外地师父为师有所长进，在本地享有知名度但在全国只能算三流；演艺界其他老艺术家如夏菊花、陈伯华、夏雨田、肖慧芳、孔建华等虽名享艺坛，但那是早年间的事，与近年的文化建设也无关；书法方面更是难得提起，仅有湖北美术学院近年开设了书法专业，其余就连华中师范大学都没有开办书法系，武汉地区的书法家95%都是自修成才的，但在全国有影响的只有徐本一、金伯兴、陈新亚、黄德琳等寥寥几人。
2.关于艺术人才引进。从省外引进高端艺术人才方面，省作协从省外引进的没有，早年间从省内英山县抽调而来的作家熊召政（获茅盾文学奖）还算不上“引进”；只有市作协从市外引进过业已成名的作家刘醒龙和林白；话剧界从贵州引进导演江兆旻、书法界由湖北美院从山东引进孟庆星，其余团体或单位的人才引进几近空白，反倒是演艺界流失了不少人才如赵卫国等。最近听说作家邓一光也告别武汉了，遗憾！
3.关于艺术人才待遇。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文学艺术界引不来、留不住高端人才就因为武汉艺术人才（后尤其是后备人才）的工资收入偏低，远不能维持他们生活必需以外的业务进修、采风写生、创作支出等费用。作家、画家、书法家队伍中只有文联在册者能拿到相对可观的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外，其他人提高待遇基本靠“自筹”，虽说他们中的部分人生活质量被“自筹”上去了，但精力也几乎都放在副业上而未投在正业上。歌舞剧院、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等演艺单位采取类似企业管理的模式，只能给员工发几百元的基本工资，演出补助费少得可怜。所以一些演艺不错的演员们只能靠走穴、和到社会上的少儿艺术培训机构去兼授辅导课而赚取并不高额的课酬，生活质量与其他大都市的同类人员比起来要低不少。京剧团、楚剧团、汉剧团等单位演艺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也都更低。
政府在上述艺术人才培养、引进、待遇等方面的投入与硬件建设投入相比实在太少，造成了武汉艺术界高端人才短缺，引不进来也留不住，这就直接影响到文化建设的质量。
（二）文化艺术定位有所不当。不管是省、市两级将武汉定位为“国际大都市”、还是国家将以武汉为核心的“城市圈”定位为“两型社会”试验区，这两个定位都是很高的。但笔者坦诚地认为，武汉已有的文化艺术定位或曰客观情况与这两个高定位都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上。
1.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改造和提升力度不够。武汉的传统文化艺术是随着开埠建城而逐步形成的，也就是从“码头文化”开始的，这是从事武汉文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有据之说。码头文化与江湖文化大同小异，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不同在于码头文化人盘踞岸边一地，而江湖文化人游走四面八方。武汉历史上码头文化的表现形式很多，如地方戏曲、山歌小调，还有杂耍（今称杂技）、“说书”（今称评书）、大鼓（如湖北大鼓）、渔鼓、三棒鼓等，艺人们汇集于岸边集市，为忙碌于码头、奔波于两江四岸的行商、坐贾、船工、挑夫、土著庶民等添乐解乏换取银两养家糊口，语言类及演艺类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无非奇闻趣事、武侠传奇、鬼怪故事、民间传说、艳事情仇、插科打诨等，以迎合众人的娱乐之需，用今天的文化形式比喻之或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之，其媚俗的表演形式和风格属于格调不高的休闲文化，有的还是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之类，在当时可算高层次的文化艺术，在今天难登大雅之堂。随着历史的发展，古时长江汉水交汇处两江四岸上的集市日益扩张，“成长”为今天的现代化大都市武汉，虽然城市面貌今非昔比，但由于云集本地土著庶民、四面来客、八方商贾，故其人群结构较之古时改变不大，市民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对文化的需求依然内容庞杂、层次不等，所以码头文化至今在武汉仍有遗存并有知音，尽管内容和形式有了变换，格调有所提升，但码头文化的低俗性依然有所保留。
当代武汉已经对码头文化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造和较大幅度的提升，首先是文学创作和美术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成为武汉文化的领军品牌，基本摒弃了码头文化的诸多有悖时代精神的不健康题材，只有个别以《有了快感你就喊》为书名（内容并不涉黄）来诱引读者的眼球，朦朦然还有码头文化的影子。其次是改造使一些生命力顽强的艺术形式继承下来如杂技、汉剧、楚剧、“说书”（评书）、湖北大鼓等，但近年有迹象表明，这些码头文化品类中的后四者也已呈式微之势，只有首位由杂耍升格而来的杂技得到的改造力度和提升幅度最大，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现在是武汉向全世界递出的最靓丽、最有影响的艺术“名片”；还有一些简陋、落后的文艺形式如渔鼓、三棒鼓等在当今武汉已被自然淘汰。但由于部分市民需要，武汉对码头文化中某些样式的改造或不能彻底、或提升力度不够，使得有的文艺品种变换内容和方式（如以世俗俚语为剧名的系列贺岁剧）迎合市民化的需求，表现出码头文化媚俗的惯性。
2.对现行文化艺术的定位偏低。这种偏低并非党政决策层的大政规划导致的（因为党政决策层的定位一般都较高），而是文艺单位或个人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受市场（票房）因素的影响而自降标准所致。定位偏低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品牌”推介唯俗不唯雅。这一点主要以舞台艺术为例作说明。武汉在全世界值得炫耀的艺术品牌只有杂技，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曾经有汉剧，前年在央视春晚上露脸的小品小有影响但无后续还称不上“品牌”；在武汉本地及周边地市有所影响的要算何祚欢的评书、张明智的湖北大鼓；让市民感兴趣的有武汉电视台文艺频道的“都市茶座”及其主角“岔巴子”、“老板娘”和“王发泡”；再就是武汉市说唱团及其每年一部的“贺岁剧”。但以高水准来衡量，武汉享誉国内外的杂技和在央视春晚昙花现了一回的小品（内容属于搞笑类）都不是文艺舞台上的主流或高雅品种；影响日渐走弱的评书、大鼓还只是“码头文化”的（内容）改良样式；近年主推的“都市茶座”也是休闲节目；即便是近年地方舞台上闹得最欢的“贺岁剧”也被许多人称之为“媚俗剧”。这些品种都打着“贴近市民生活”的名义定位（它忘记了市民中的另一部分审美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就是格调不高的表现，其目的是拉高票房收入和收视率。以上品牌的推出都有省、市两级宣传部门、文化主管机关的关照，更有媒体的造势，所以在武汉的舞台上、媒体上常能见到；而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武汉乐团的交响乐、京剧团的京剧、民族乐团的民乐等高雅文艺显得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舞台与媒体上不甚热闹；最悲哀的是“地产”的芭蕾舞已经消失。有一实例能佐证“唯俗不唯雅”之说：2005年8月，由地方名导演江兆旻执导、根据著名作家方方的小说《树树皆秋色》改编的雅皮剧（小话剧）《伤心的都是好听的歌》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搭建一个小舞台上演，首演时笔者在现场没看到高官莅临，之后媒体反应不大，社会反响仅限于数量不多的、审美层次较高的的观众之中。虽说观众不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形式和品位绝对是高雅的，演出质量也绝对是上乘的，但由于没有资金支持只演了几场。另外，还有高雅的历史题材话剧《张之洞》演了几场就没戏了。这些都与“媚俗剧”有点儿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二，媒体宣传就低不就高。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文学艺术家的业绩如何、市民对文学艺术家的理解程度、市民自身文化活动的展开情况如何等，这些都要靠媒体“喉舌”来宣传，或表彰激励、或扩大影响、或造成声势等以利再创佳绩。但湖北、武汉（乃至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是如此）的报刊媒体对这些的宣传显示出就低（俗）不就高（雅）的倾向。对高雅艺术如文学、书画、音乐等的报道羞羞答答、极不情愿似的拿出一两个“豆腐块”，真正是“聊表薄意”，十分吝啬。而报刊上连篇累牍炒作的是国内外三流明星的绯闻、趣事（绯闻是真，趣事无趣），荧屏上占用周末黄金时段最长的是无厘头、媚俗的娱乐节目。何故？若真要问，报人、电视人们会告诉你，雅事报道提高不了发行量、收视率而赚不到高额广告费，俗事上刊能带来高额回报。所以才有这样不正常的几种情况：很多武汉市民对“岔巴子”、“老板娘”、“王发泡”等津津乐道，而对国粹艺术京剧、国画、书法等全无兴趣；对报刊媒体上那些大篇幅的名人绯闻、怨妇哭诉情有独钟，而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几乎没有；大多数30岁以下的青少年对“周杰伦们”顶礼膜拜，但却对红歌和名歌经典拒听拒唱；部分“80后”、“90后”们从报纸上知晓“韩寒们”写小说赚了大钱，却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有茅盾、鲁迅等文学大家，他们同时对街舞、劲舞等痴迷，而对曼妙的民族舞、典雅的芭蕾舞却嗤之以鼻……这样一来，俗者更俗、雅者变俗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电视台娱乐节目重仿不重创。也可划入文化艺术类的电视台娱乐节目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品位，它与艺术人才的质量、创意能力有密切关联。央视的娱乐节目创意是具有高水准的，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前卫性和先导性，这两家的栏目和节目往往会成为其他电视台的范本而被竞相模仿。那么，模仿大军中就有武汉（包括湖北）电视台，在此不用举出具体例证就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武汉地区的电视人策划创意能力有限和高端人才短缺问题，再就是主管部门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不力的问题。
3.对文化出版业的监督不力。省、市两级出版机构近年来适应市场经济机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企业化运作，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与经济效益提高成反比的是，将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推向社会，致使一些人的阅读兴趣由过去的健康型向低俗型转移。尤其是某省级文艺出版社不弃糟粕，出版了女作家九丹的《女人床》之类的涉黄作品，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其他文艺出版机构也有一些媚俗作品迎合或拉高低层次的阅读需要。此乃主管部门监督不力造成的。
以上所言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些现象，它反映出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人们会将过去大投入的文化硬件建设看做是省、市两级党政决策层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二是它会带来连锁反应，导致每一个武汉市民所不愿接受的、下面所说的不良情况的出现——
三、世人对武汉的印象——格调不高
十分遗憾，世人眼中的武汉其格调是不高的。有三种说法：武汉像个大县城；武汉是一个大集市；武汉是一个市民化的城市。这些说法其实都反映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武汉的文化积淀不足。这很叫人不爽、也很无奈，因为人们的说法有所依据。
（一）闲暇不务雅事，文化室功能变异。这说的是赋闲人员以及在职者业余过度迷恋不雅爱好。离退休人员的时间是需要“打发”的，在职人员的精神是需要放松的，打发和放松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读书写作、吹拉弹唱、练字画画、对弈聊天、体育锻炼、唱歌跳舞、旅游观光、打牌赌博等。但武汉市民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赋闲的还是在职的，都选择最后一种打牌赌博（那些小额带彩、纯粹娱乐者除外）来“打发”时间、“放松”精神，而且很多人没有节制（损害健康），也不顾及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有权的、有钱的找个宾馆或茶楼夜以继日地搓麻大赌，一般人都去居民家办的棋牌室或社区的文化室和新区的会所打牌小赌。普遍的情况是娱乐活动变性而成为敛财手段，文化室和会所的功能变异而成为赌博场所，赌博公开化、违法正常化。只有麻将没有书，文化室里没“文化”，不闻琅琅读书声，但闻嘈嘈麻将闹。轻者影响个人身体健康，重者败坏城市风气、扰乱社会治安、教坏子孙后代，公开场合大谈麻将经、因赌债而打杀、麻将“新兵”队伍庞大且“人才”辈出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与文化建设不到位、官方治赌不力有极大关系。
（二）市民言语不雅，行为粗鲁。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当然也是相对而言，不是所有市民都这样，只不过有这些表现的市民数量不算少。具体表现就是：男女老少说话出口成脏，尽挑不堪入耳的话来骂人，即使是朋友之间对话也骂及父母上辈、祖宗八代，真有不骂不亲热的意味。难怪有言曰：“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武汉人什么都敢骂”。即使不骂人，一些市民口里出来的话也不中听，腔调油滑倒不可责备，因为方言风格本来如此，但那内容太过粗俗，听后感觉不规范、不顺耳、不雅致、不上层次，典型的码头、江湖风格；更有甚者是，公开场合三句话不合便在相互臭骂之后大打出手，不论对方男女老少、是街坊邻居还是外地客人，所以在武汉街头吵闹打架现象司空见惯。还有几种情况比较突出，那就是公交车上抢座不让座和随手乱扔乱吐；机动车乱跑、乱停，非机动车窜上机动车道横冲直撞；大街机动车干道上随处可见人来人往，过马路不走斑马线、不上天桥而翻越隔离栅栏（这些都导致交通事故频发）；再就是不少出租车司机随意变道抢行、拒载、绕道、宰客的行为最令普通车主和外来客人恼火，还有这些司机们通过内部电台通话的内容，一般是低级趣味的对话，多数是互相友好地骂娘，且一句话三个骂，这就将武汉的坏名声传出去了，故所有地球人都知道武汉人说脏话、丑话无与伦比。
（三）市貌有些凌乱，市容不太卫生。其实，市貌凌乱的关键是武汉的特殊地貌和历史原因造成的，沿江河设市建城而显得有些无序是“传统”。遗憾的是江河不能改道，城市不能全部推翻重建，要想像北京那样呈棋盘格方正有序对武汉是不现实的。但武汉的市容也的确不太卫生，以前都说汉正街脏、乱、差，如今大大扩张了，除解放公园周边、水果湖周边、胭脂路周边、老租界片区、沌口新区、光谷新区、东湖周边、大学校园和一些新建成的居民区还比较干净以外，其他地方尤其是主干道上脏得令人不想出门，用“光灰城市”、“水泥马路”来形容并不为过。但这是暂时的、也是可以谅解的：武汉时下正值市政建设高峰，地铁开建、轻轨延长、道路扩宽、高架设桥、老区改造、新楼上马等，要想短时期内洁净化是不太可能的，但科学管理、严格监督是可以促进现状有所改变的。
（四）市场管理不到位，坑蒙拐骗样样有。武汉地盘大人口过千万，所以物质需求量大、市场多，武汉辐射周边的能量大、范围广，所以外来进货者多、货物吞吐量大。大武汉为了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而密布商业网点，为了满足周边省、市需要而建成了许多分类型的大市场。但市场的管理不科学、不到位，以致于出现诸多不良现象：小生意如早点摊满布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经营点墙上、地上乃至周围满是油垢，很多人吃完或吃不完都将碗筷随手往路上一扔；大生意如装饰建材大市场等三镇都有，占道经营、车辆堵路等现象天天都在发生，而且“阵势”庞大；再就是一些不法商贩、“皮包”公司的经营采用坑人手段，假信息、真骗钱的丑闻天天都有，受骗者既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地客人，所以武汉这方面的口碑内外都不太好。
印证世人之说的以上各种情况的产生，诸多原因中的最重要的就是对市民的文化和文明教育不够。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武汉不高的城市格调并非官方高层的主观愿望、政策规定的。官方的方针政策往往都是好的，只是一些执行政策者误读政策、“念经”走调而误导市民；还有文艺家的创作把握尺度不准、报刊媒体导向有误，再加上市民自身修养不够（根本原因）而导致如上诸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下面所言不知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四、对“两型社会”文化建设的建议
国家已将以武汉为核心的“1+8城市圈”列为“两型社会”试验区，这是实用型、高层次的城市定位。那么，针对正在进行中的 “两型社会”建设，笔者建议武汉的文化建设应该从战略上做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省、市两级决策层当审时度势地调整文化建设思路。建议湖北省党政决策层牵头，“1+8”圈内所有城市党政决策层积极配合，举全省之力，扩大文化建设的规模，丰富文化建设的内容。在继续搞好文化硬件建设的同时将文化软件建设抓上去。拓宽并发展市民修养提高的渠道和形式，从根本上解决素质问题；培养、引进、厚待文学艺术人才，在提高文化硬实力的同时提高城市文化的软实力；敦促影院、剧院等降低票价以保证更多市民享受艺术、陶冶性情。
（二）高校调整办学结构，增设“市民学院”。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高校众多，资源雄厚，利用起来进行文化建设是必要而可行的。此项工作由湖北省及各市领导出面与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协调，共同规划、共同出资增设专门的“市民学院”，以低廉学费（学费由政府补贴 + 市民自筹解决）面向市民招生，高校保本经营，开设对路专业、设置实用课程。如开设“‘两型社会'大讲堂”宣讲“两型社会”的含义与意义，并授予建设“两型社会”的必备知识与技能；开设“礼仪课堂”讲授交际常识，开设“家长学校”教家长如何培养子女；开设“岗前培训班”向下岗、待岗、求职人员授以一技之长；开设“老有所乐班”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举办“科普讲座”、“艺术欣赏”、“文学大讲堂”、“历史故事会”、“成才指南”等讲座吸引市民和中小学生；或鼓励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与市民结对开展有意义的文化活动……项目多样，不便详列。这一点至关重要，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途径。
（三）文学艺术家要深化自己的学养，结合“两型社会”建设调整创作理念。首先是文学家、书画家尤其是舞台艺术家们认识到自己的创作对于文化建设、对于市民素质提高、对于城市格调品位、对于“两型社会”良好风气形成等诸多方面的潜移默化作用，因而加强学习以提高文化艺术学养；其次各方要响应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先进文化”［1］的号召，努力实践胡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2］的文艺科学发展观；再者是在创作规划中列入“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容，并在艺术创作展演活动中讴歌“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劳动者和建设成就，鼓舞建设者的士气和振奋市民的精神；还要自觉地对码头文化进行大力度的改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从形式内容到格调品位得到实质上的提升；最后就是艺术家要着眼“城市圈”的大全局，搁置“汉派文化”的招牌，高举“楚文化”的大旗，发扬楚文化的传统并力求创新，即吸纳“城市圈”乃至省内更大范围内的民族文化（如已得到认可的鄂西土家族民歌等）和艺术形式，以复兴、提升和弘扬楚文化。
以上三个“调整”至为重要：政府将文化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均衡地抓起来齐头并进，在各高校将“市民学院”组建起来对市民进行全方位的文化、艺术教育，再加上文艺工作者努力修养自我、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提高作品格调，“两型社会”建设及其文化建设定能开创新局面。当然，除此外，以下三个“调整”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省市两级文化主管部门、文联、出版局要以“两型社会”的标准调整监督模式。杜绝不健康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内容，既为市民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又为城市圈营造“友好”的“环境”。
（五）报刊媒体以“两型社会”为切入点，调整导向宣传高雅文化。着眼城市圈而加大对高雅艺术、健康娱乐方式和文体活动的宣传广度和力度，扩大版面并增设栏目让高雅艺术占主导地位。
（六）市民要回应“两型社会”的要求，调整休闲形式和内容，使之有益身心。从思想上认识到赌博等不健康娱乐方式的危害性；从行动上改变休闲方式，用有利于身心健康和子孙后代的活动来享受休闲时光。必要时城市圈内市民可举行多种多样竞赛来相互影响、相互提高。
以上提到的有关各方当形成合力，使文化软硬、件建设再上台阶，使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形成积极向上、高雅脱俗的格调。
综上所述，武汉过去10余年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极大改善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问题是互为制约、互为因果的，下大力气解决之就能取得更大的的成就。对于正在进行“两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及“城市圈”各城市来说，应该大视野地、大范围地、大规模地、大声势地倡导和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化艺术活动。然而，笔者查阅有关资料遗憾地发现，已有的“两型社会”建设总体规划中基本没有涉及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仅有一条《武汉城市圈内图书馆实现“通阅”》［3］的消息与“城市圈”相关），似乎“两型社会”建设重在经济而忘了文化。不解。
令人欣喜的是，在2009年12月21日召开的“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在现场亲耳聆听了市委书记杨松同志的重要讲话，他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打造“武汉牌”文艺精品［4］。同时，武汉市第八届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池莉同志所作的文联工作报告以武汉未来五年文艺工作规划中的“四大工程”、“六大品牌”对杨松同志所说的“武汉牌”文艺精品做了具体阐释——实施“四大工程”即：“精品工程”、“惠民工程”、“桥梁工程”和“人才工程”；打造“六大品牌”即：以汉派画家领先地位，打造文艺“汉军”品牌，举办武汉美术双年展为载体，打造“武汉印象”品牌，以举办琴台音乐会为平台，打造“知音文化”音乐品牌，以举办国际文学节为基础，打造文学对外交流品牌，以整合书法创作资源为手段，打造“汉上书风”品牌，以“汉语神韵、华文风骨”为主旨，打造武汉文学期刊品牌。［5］市领导的讲话精神和文代会的工作报告精神令人鼓舞也值得期待。但笔者认为这个规划缺乏宏观视野，没有将武汉的文化建设和“两型社会”及其城市圈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假如视野再开阔些，与“两型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与“城市圈”的文艺建设联系起来，使之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并形成新的“楚风文化”岂不更好？当然，工作要一步步地做，也许下一步有关领导们会考虑这些的。
等到大范围、全方位的文化建设包括市民素质提升上去，武汉市乃至“城市圈”各城市的格调提升起来，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我们相信、也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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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新华网：www.hb.xinhuanet.com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论坛
新华网湖北频道:湖北新闻.
［4］杨松：《在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09年12月19日.
［5］池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2009年12月21日.
其他参考文献：
［1］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刘富道：《天下第一街：汉正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
［3］罗时汉：《白沙洲芦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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