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功评价的省思






                                                姜寿田

    启功于2005年6月去世，在书坛及文化界造成极大震动，人们发自肺腑地哀悼这位仁厚长者。毕竟在大师零落的当代，启功的道德文章给予了人们以斯文犹在的文化慰藉，启功也成为当代书坛道德文化的象征。斯人骤逝，泰山其颓，人们怎能不感怀欷歔？


    但可以发现，在对启功追念尊崇的主调中，一种异样的声音慢慢地却清晰地传递出来，以至这种声音成为试图否定这位刚刚故去的大家的先导。古语云：盖棺论定，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已故去的启功先生进行多方面的认识与评价并不为过，但问题是有些评价已超出某种限度，而且并不公正。表面上好像在为历史负责，但事实上却不无哗众取宠之嫌。

针对启功评价的第一个问题是所谓大师问题。启功先生去世后，有悼念文章称启功为国学大师，有学者撰文称，启功算不得国学大师。理由是启功先生的成就主要在书法创作和书画研究方面，按照传统国学、经史子集分类，书画研究占不到经史领域，而国学大师一定是要在经史领域取得极高成就者，“如章太炎，马一浮等方当得起国学大师的称誉。在史学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也不被称作国学大师，至于在子部集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工匠、艺术家、诗人，文人更不能称之为国学大师。”更有学者称，只有研究先秦学术有成就者，方能称为国学大师。

    撇开国学大师的定义厘析不论，先说国学大师的称谓是否与启功有关。众所周知，启功生前从未以国学大师自居，他自己是讳言大师的，他甚至一丝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他有的只是对先辈大师的感恩追念和自我歉抑。启功对恩师陈垣的追念贯穿一生，晚年还念念不忘，并以自己义买字画所得160万元巨款建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作为从大师云集氛围中走出的学者，启功知道大师的分量，他自嘲自己是“中学生、副教授”，即是对书法、绘画，他也表现出少见的低调和澹然，甚至有人骂他为馆阁余孽，他也敬谢不敏，这种胸怀在当代书家中是仅见的，仅此一点，已见出启功仁厚长者的道德风范和博大襟怀。由此，可以说是否国学大师与启功无关，启功生前从未关心看重这个问题，之于人们出于尊重敬仰，称启功为国学大师，那是别人的事，这本身便违背了启功的学术本色，而以对称启功国学大师纠编为名义，展开对启功学术行实的批评以至进而扩大到对启功学术操守人格的否定，则更是貌似公允的苛论。
    在这里我不想卷入启功是否为国学大师的争论，这本身对启功而言是一个强加在他身上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排除启功是否为国学大师不论，启功无疑是当代文史重镇，近现代传统学术最后一代传人。仅此而论，启功的国学地位已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习以为常地仅将启功作为书画家或书论家来看待。他是文史出身，他首先是名高一代的学者，他生前除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这一社会性职务之外，更能体现他文化身份的职务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西冷印社社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他终焉的教职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而不是书法家。他与沙孟海、陆维钊相同，皆是先以学术立身，然后以书法鸣。在启功身上传承了清末民初一代学者书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本色，以学术衍而为书，首先是学人，其次才是书家。

启功的恩师是几与陈寅恪齐名、影响甚巨的史学家陈垣，其《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皆为现代史学名著。从学术传承上看，陈垣治史有乾嘉学派的特征，重史料、重实证。作为陈垣的高足，启功的学术研究也无疑是以乾嘉考据为根柢的。建国初期启功即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一流学者标点敦煌变文俗曲，之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1971年，启功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负责标点《清史稿》，参与标点《二十史》的学者，皆极一时之选，在文史界无地位无成就者是无资格厕身其间的。后来启功出版的誉满学界的《古代字体论稿》、《诗词声律论稿》也皆为文史著作，而不是书法论著，这也是我们将启功视为传统阵营学者的原因。即是20世纪六十年代，启功参与“兰亭论辨”也是以文史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书家身份（其时启功书名尚不著）。事实上，参与“兰亭论辨”的学者，如郭沫若、严北溟、商承祚、唐兰皆为文史大家，几乎很少单纯意义的书家，即如高二适，也以诗人学者自命，启功与乎其间，也足可见出启功在当时学界的地位。

陈寅恪在吊王国维文中有一句著名的话：“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论这句话用来评价王国维是否贴切，自由之人格，独立之精神的确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秉赋和道德风范。在这一方面，鲁迅无疑比之王国维更具典型意义。毛泽东评价鲁迅说：在鲁迅身上无一丝媚骨。鲁迅终其一生始终都在捍卫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尊严，并将其上升到关涉民族存活的高度。


但应该看到，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从来都不是超政治的，缺乏法制的保障，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只能成为奢侈的想像。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固然本源于文化个体的自觉，但文化个体的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又得之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的社会文化整体环境，二者缺一不可。像文革文化专制主义横行时期，思想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便不可能实现。

如何对待“反右”、“文革时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沉沦问题，是有关当代历史的一个大课题，对这个课题，我们所作的研究还很少，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


历史地看，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已被纳入整个体制之内，并且他们也已从思想上皈依了主流意识形态，积极谋求思想改造，以求成为人民的一员。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否定自己一生的文学成就，如郭沫若、巴金在当时都对自己早期文学创作做了彻底否定。因而从反右到文革，在政治高压下，真正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并敢于表达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已是少之又少的，我们除了能举出以道抗势的梁漱溟、马寅初、顾准外，还能举出几人？事实上，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已不可能也不允许多元思想的存在，而任何对现实社会的批评都将会被视为异端或反动思想而招致灭顶之灾，反右时期大批知识分子罹祸都是因为其对现实政治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意见。


因而，如果不从社会文化体制深层来追寻造成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沉沦的悲剧性根源，而只是廉价地对其进行道德化批判，除了表露出一种虚妄的道德激情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我们除了站在历史的苦难之上，发出道德化批判以外，是否还有勇气揭橥社会历史本身？

启功在当代书坛的文化和道德象征意义是在他去世之后，才逐渐清晰地凸现出来并为人们普遍感知认同的。在启功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尊师重道，乐善好施，虽于颠沛人生中参破炎凉，却始终以一颗仁爱乐观之心系于世情；他学富五车，却并不矜才孤高，而是以凡心凡语托之自嘲，于庸常中透出睿智；他虽为学界泰斗，但却并不炫贵自重，以致批评启功是最没有风险的，这与某些书界中人，闻之批评则必欲置批评者于绝地适成对照。他沉缅师恩，一生不能释怀，于耄耋之龄，推崇自抑之情犹溢于言表：“予小子于教育事业有一点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可谓传统尊师重道之美德赖启功辈而不坠。欲于论当代书坛道德、文章、书艺第一流人物，舍启功而为谁？其为书坛宗仰，理固宜焉。


人无完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局限之中，启功也莫之能外。因而从学术史、书法史的角度对启功进行多方面的认识评价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评价不能流于一种超然历史的道德化批判，并以这种道德化批判作为策略全面否定启功。历史的反思即是自我的反思，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超然历史的苦难之外，对历史人物作诛心之论，而将对自我的反思批判逸出整体历史反思之外，以致自身的道德文章每况愈下，那么我们这种反思便失去了合法性和历史公正性。藏否人物是容易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做的怎样？我们是否被我们所指斥的人物生活得更符合道德？
——反观当代书坛不无惶惑。


    当代书家生活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但比之老一代书家，却并不见出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守道意识，反而进退失据，于国学、西学存着双重的隔膜，而更可怕的是，弥漫书坛的普遍文化冷漠和去文化意识。在一个最需要文化的领域，文化却显得无足轻重。在当代书坛，文化已构不成衡量取舍书家的价值标准，由此书家的“去文化”便变成理所当然。文化的失坠，导致的结果便是道德自律的松弛崩塌。物质的交换意识，使人性的诗意和温暖濒于冷却，尊师重道，知己天涯，已成隔日黄花和难温的旧梦。书法已愈来愈陷于名利场逻辑不能自拔。书法失却了它文化的本色，而变成趋利的工具，并由此造成书法大众化的泛滥，书坛名家、大师之多，可以说超过书法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面对书坛的种种怪现状和时代病，书坛表现出应有的反省和批判意识了吗？书法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表现出批判的自觉了吗？

——看来，我们更需要文化、道德自救！





世上已无启元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