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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法家书法水平的褒贬,以对比的手法进行,在古代的书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为《晋书·王羲之传》所写的传论中,对于王羲之的褒,与王献之等人的贬,就是对比写的。他说:“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措卉而无曲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王献之的字,在此简直被贬得不堪入目,惨不忍睹;“(萧)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虽秃千兔之毫,聚无一毫之筋;穷万古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萧子云的书法,也被贬的疲软乏力,弱不堪言。 而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则作如是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之(羲之)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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