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女性书法”强调的是女性的视角与体验,它相对于男性书法当然有其特定的风格学内涵。“女性书法”标识性的风格特征是笔墨语言的婉约、俊丽和轻柔,这是由女性性别上的柔婉、温润、细腻等特别所决定的。女性中当然不乏有阳刚之气果敢斩截之人,也不乏有对阳刚之美崇拜之人,但作为“女性书写”,我们强调的是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而阴柔之美才是女性的主导之美。女性健美者练就一身强建的肌肉,这种阳刚之美并非女性的本性,故得不到普遍的认可。以阴柔之美的风格学特征来界定“女性书法”的内涵,其实是对女性审美意识中共性与普遍性的尊重。男性书家中固然也不乏书风阴柔之人,但其用笔的方法、走笔的姿态、线条交搭的习惯都必然会与女性书家显示出泾渭分明的区别,这是由两者性别上的差异所决定的。
“女性书法”的提出必然会遭遇很多误解与阻力。王羲之被历代众多的批评者讥为“女郎书”,这说明中国书坛男性霸权话语的统治地位。女书家的作品往往被以男性书法的标准来认识和欣赏,故极容易造成误读。既然“女性书法”是以女性的体验和经验来书写的,那么,它所期待的将是以女性的视角来欣赏和评判。另一方面,性别并非方法论,“女性书写”不能单独构成对作品的发现和阐释,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女性书法”中寻找其风格的性别姿态。实际上,“女性书写”与“女性书法”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给观赏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性别的视角,以丰富书法艺术的审美范畴。文学家王蒙曾为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批判》一书写序,说:“刘慧英的书稿——我要说几乎是——使我大吃一惊”,它“改变了我的许多认识与观念,我惊讶于我在女性问题上的皮相与粗疏,粗读了这份书稿,我不禁惭愧于自己的视而不见与麻木不仁。” 视而不见与麻木不仁大概也是“女性书法”所能遭遇到的最大阻力了。
二、“女性书法”的“女性话语”
千百年的中国书法史是以男性书家对笔墨形式的霸权话语写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书法文化范式就是摆在女性书家面前的传统。古代女书家的作品大多缺乏女性独有的个性,并非她们不想表现,而是找不到表现个性的语言。要么没有机会接触笔墨,要么接受男人所教的笔墨技巧,这就是女性书家所面临的选择。因此,找到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是摆在女性书家面前的首先任务。
“女性话语”的获得途径只有一条,即对传统的当代转换。对于书法家来说,无论男女,都必须沉潜传统,这是因为书法艺术的传统实在太深厚而丰富了,后来者若抛弃它便无从谈创新。对于女性书家来说,当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笔墨开始学起,体味传统笔法之博大精妙。但仅仅认同与感知传统的魅力是远远不够的,那只能造就千人一面的书风。只有在对传统的学习中消解传统并寻求创新,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从“女性书写”的角度来看,这种消解与创新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表现女性意识的契合点,要剔除传统笔墨话语中的男性“霸气”,通过女性自己独特的体验方式和表现方式,说出“自己的话”,形成自己的面目。
加强女书家与传统的对话能力,也就提高了她们对传统的消解能力和创新能力。强调女书家与书法传统的交互性,实际上强调当下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交互关系。主体的交互性,开拓了女性主体的视野,也突出了女性主体的参与。书法传统的笔墨语言是书法的本分,女书家学习传统的语言、运用传统语言的精华是少不了的。但书法创作的语言一定要是自己的语言,因此,要求对“元语言”有所突破。所以,女性书家书写时,必须有自己的“女性话语”。什么是“女性话语”?就是女性书家自己体验,自己创新的那部分笔墨语言。例如当代女书家孙晓云,其作品取法晋人,以手的转笔技巧为书法的核心,故她的转笔,尤其有女性的灵活、轻巧与风姿。这是男性书家无法追比的洒脱与自然。她以其对用笔的独特理解,以果敢、快捷、顺手的用笔法“取势发力”,虽然看上去同样是风骨遒丽,却与男性的提按用力或绞转用力不一样。因之,孙晓云的笔墨语言,是女性的笔墨语言,既具个性,又具当代性。当然,如果再追溯下去,她的用笔也与她年轻时学国画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