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佣书

许燕舞

《四库全书》与佣书

■董家鸿

        抄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书籍全靠手工抄写。但抄书的目的却不尽相同，有人是为自用，有人以此谋生。据史书记载，我国汉代就有以抄书为业的人，历史上把他们的抄书活动称为“佣书”。佣书者所为当然不全是抄书，亦有为他人写各种应用文书者，如信件、文书、契约等，但抄书是佣书活动中最主要的内容。佣书者必是能书之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因为抄书人不仅书写要好，而且为赶时间，常需夜以继日，其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多不会做这种苦差事。但历史上有许多读书人在贫寒之时，却不得不靠佣书谋生，如《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记载：“（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三国志·吴志·阚泽传》记载：“（泽）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虞世基，是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兄长，一生历陈隋两朝，陈灭后，世基入隋为通直郎，“贫无产业，每以佣书养亲，怏怏不平”。
    佣书者服务的对象，分个人和官府两类。晋左思《三都赋》一出，传抄成风，以至于“洛阳纸贵”，这是个人抄书活动的一次高潮。在宗教兴盛时期，寺庙中也常雇人抄经，并出现了以抄经为业的经生。而官府抄书则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当一个封建王朝政治安定、经济发达之时，文化事业也往往随之兴盛，其表现之一是常有大型的编书活动，如宋代的四部大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是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编写的。宋初，雕版印刷术逐渐普及，以上四部大书均为雕版印刷而成。刻书的盛行使佣书市场逐渐缩小。宋以后规模最大的两次佣书活动，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的缮写。《永乐大典》共22877卷，《四库全书》共79000多卷，这两部书均因规模过大，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制版印刷，只好雇用书手誊录了全部书稿。
    《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后，从全国征集善写小楷者清抄，历时二年完工。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皇帝下令重抄《永乐大典》一份，负责此事的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从内府调拨了画匠、纸匠，又物色书手109人担任誊录，并规定每人每天抄写一页。至隆庆元年（1567年），历时六载才完成这一宏伟工程。而四库全书馆选择誊录人员的方法却几经变更，先是由四库馆的提调、纂修人员从在京举人及贡监生中保举，经总裁复查后录用。誊录期满五年者可照例议叙得官。因此，不少科场落第之人把进馆抄书当作入仕捷径，纷纷请托。不得已，只好取消了保举法，改用自愿报名、当堂考查的办法录用擅书者。这种方法比较完善，但仍不能满足四库馆的需要，因“颇有遵例报捐，陆续开缺者，即须随时顶补，不可不预为筹备”。所以，1774年8月，乾隆皇帝下令从本年京闱乡试落第者中按名次选择善书人，作为誊录《四库全书》的替补人员，这样才基本保证了誊录的来源和缮写质量。
历代佣书的报酬也有不同形式。有以物质为报酬的，如《魏书》卷五十五《刘芳传》曰：“芳尝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有以货币为报酬的，如唐代大和进士文萧之妻吴彩鸾，因夫不治生计，家贫，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卖得五千钱，以为糊口之计。又，据《云笈七签》卷107记载，梁陶弘景之父陶贞宝，“善藁隶，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价值四十”。而清代四库馆的情况比较特殊，誊录者“俱是自备资斧效力行走，其能书者不皆有力，其有力者不尽能书”，可见，担当誊录的人，既要写一手好字，还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誊录期满五年、考核合格者可议叙得官，官职即是佣书的报酬。为保证缮写速度和质量，四库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并打破历来各馆誊录“不核计字数”的惯例，明确规定：“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为赴公所领书交书之暇，计每人每年可写三十三万字”。五年期满，按字数多少、字迹工拙决定等次，缮写二百万字者为一等，一百六十五万字者为二等，分别以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四项官职作为“议叙之阶”。五年期满写不足规定字数者，必须补足，“有限满时字数虽符，而核其平日字迹讹脱记过多者，酌量再留一二年，方准议叙”。前后参加内廷四阁全书及两部《荟要》缮写工作的誊录共2841人，其中中途因事离馆和被革退的760人未能议叙得官。这样，参加议叙者尚有两千多人，而职位有限，遂造成铨选的壅滞。有鉴于此，在办理江南三阁《四库全书》时，乾隆决定，“此次续缮《四库全书》三分，俱著发给内帑银两，雇觅书手缮写，以钞胥等受值佣书，自必踊跃从事，而书成不必滥邀议叙，亦于铨选无碍”。遵照乾隆的谕令，四库馆公开招募了善写端楷的书手一千名，并规定每人每天至少缮写一千字，如能多写，听其自便，按“每一千字给银二钱五分”的标准付给报酬。这样，书手的积极性颇高，每人每日约写二千字，一个月可成书四千本，速度是很可观的。对一味求快、缮写草率者，提调随时责令他们赔纸换写，以保证缮写的质量。
    从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至五十二年江南三阁《四库全书》告成，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七分《四库全书》共动用誊录者3841名，参与者之众可谓空前绝后。这项宏伟的工程结束之后，许多书手闲居京城，致使佣书价格大跌。在翰林院任职的蒙古族学者法式善，借这个机会雇用书手，誊录了《四库全书》底本中的集部书籍近百种。
    从抄书所用字体来看，正体居多，行草较少。不同历史时期，抄书的字体及风格也随之变化。唐代重佛教、道教，僧侣们除自己抄写经卷外，还雇用书手抄写。《宣和书谱》曰：“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这种书体被称为写经体。沈曾植以为，唐代写经体源于王羲之小楷，他在《海日楼札丛》中说：“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墨迹，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沈先生所言近于事实，因东晋以后的读书人大都学写二王小楷，佣书者亦然，他们的字体总会带有晋人小楷的影子。但沈先生把二王小楷径称为写书体，却不太恰当，因为二者有源与流、雅与俗的差别。
    明、清小楷分别以台阁体、馆阁体为代表，它们也都源于《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等名帖，是体现明、清两朝统治者意志的实用之书。台阁体小楷工稳洁净、姿态婉丽，深受明成祖朱棣的喜爱，内阁官僚、科举士子也多效法其书。明代中期，台阁体虽不再被书坛看重，但台阁体小楷在翰林院、各级衙门和科举士子中仍有广大的市场，《永乐大典》即用这种小楷缮写而成。清代馆阁体以台阁体为基础，其风格随着皇帝的喜好而几经变易。雍正、乾隆时期，馆阁小楷趋于成熟稳定，它多以颜字为根底，又兼带赵体笔意，并融入《灵飞经》、《善见律》、《律藏经》等唐人写经的笔法，形成清秀遒美、疏朗通畅的风格。这种书体不仅在翰林院和各级衙门中通用，也是有意仕途的读书人必须熟练掌握的。《四库全书》及其《荟要》均用馆阁小楷誊录而成。这些书手虽多属乡试落第者，但大都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其书法也近于雅正。纵观历代佣书者的笔迹，四库馆的誊录们是最讲法度的。透过这应规入矩、整齐划一的字迹， 我们看到了清人在小楷方面的精湛技艺，也看到了统治者对文化的钳制。馆阁体逐渐沦为纯粹的工具，离人类最崇尚的自由与创造精神越来越远了，这也是馆阁体被后人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是，馆阁体在训练书法基本功方面的作用不可抹杀，清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多是擅写馆阁体的高手，如康有为、沈曾植、翁同■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书法上有所建树，与他们早年接受的严格楷书教育是分不开的。
    与四库馆的书手们一样，此前的佣书者中，也多有受过良好文化教育并擅长书法的人：他们或把佣书作为入仕前的过渡，如汉代班超、南朝郑灼、北魏刘芳等；或入仕无望，遂以佣书为业者。他们的书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书法审美倾向。其中的优秀者，如《宣和书谱》卷五记载的经生杨庭，“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为辈流推许”。有些佣书者还颇有创造性，如清代书家金农，在“抄书易米”的同时，精心研究经体楷书，形成自己特有的抄经体，且与他的楷隶作品相互渗透，很有创造性。所以，历代书法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对这一层次书家的研究，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列能品书家107人，宋朱长文《续书断》列能品书家66人。清人包世臣《国朝书品》将“楚调自歌，不谬风雅”者定为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者定为佳品，认为“佳品诸君虽心悟无闻，而其则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灭”，这两个等次类似于《书断》中的能品，属于工稳遒丽的实用之书，更是孕育书法名家的沃土。
    还有一部分佣书者，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为生计所迫也加入到佣书的行列，他们的书法水平不高，佣书时常写错字，或按职业习惯写别字，给所抄原作带来损害。
    总之，佣书活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担负着传承文明的重任。佣书在中古时期非常普遍，印刷术兴起之后，大型的佣书活动逐渐减少。《四库全书》的誊录，是大规模佣书活动的高潮和终结，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清代小楷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