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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长子（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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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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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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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4 20:09:04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我和我的长子

   洪川，我的长子名，他出生在广州，由于我怀念远离去的父亲和老家四川而给他取此名。呜乎！我爸差一年两个月十三天才过花甲，我的长子命更短，只活了五十一岁三个月二十二天又三个时辰多。上天呀，为什么不把我多活的十五岁分五岁给爸，让我能对爸敬孝报恩；再分十岁给我的长子，好让我多看护长子些年，令三川事业更辉煌！可如今没能留住生命，留下的只有（此处对我和长子在同一时空的）深沉的回忆。
   我的长子一出生，我们父子就相依为命，风风雨雨度过五十一个春秋，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共识，直到他停止呼吸，他静静地躺着，我（还有他妈妈，他的媳妇和儿子）静静地陪着，好久好久才含泪离开了。

一  小川幼小心灵受感染
   为喊叫简便，我们给洪川一个乳名叫小川，又由于我们是客居广东的四川人，人们也都喜欢喊他小川。小川降生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比当地一般出生的小孩儿都长得好长的胖，医生和护士都把这个肥崽儿当宝贝，不仅出生时全面体检，而且每周都要送他到医院体检，稍大一点每个月一次，他在白衣天使手中传来传去也感到很神气。
   在我的长子出生之前，我的大嫂怀过一个男孩因难产闭气，二嫂未生男孩，也就是说，我的爸爸没看见自已的孙子。爸的长孙小川落在我家，理应倍加珍惜，何况爸爸在辞世之前还抱病给怀长孙的儿媳亲自装钉箱子，邮寄腊肉、阴米、核桃等等。既然医院那样关注小川，我们也当倍加珍爱，满月和三个月，都给照上裸体像，半岁、一岁、两岁------，我们成了雄志儿童照相馆的常客，在那里记录了小川幼年的成长过程。我作为一名新教师，教学兼班主任，还有政治运动，工作相当忙，可为了小川多见世面，节假日有时也带他到市内玩。
   我曾就读两级师范，学言为青少儿之师，习行为青少儿之范。父母是儿女的第一教师，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夫妻在孩子面前不吵架、不骂人，更不会讲假话，以培养孩子诚实，尊重他人，有礼貌。在这方面影响很深，当他八岁在我的身边上学时，邻居曾问我：你的孩子为什么不会骂人啦？！
   为了培养集体观念，小川两岁半进全托幼儿园，开始要过铁路进水电部门的幼儿园，他不恋家，学习很认真，那儿没有围墙，有一次我在教室窗外走过，有的小朋友小声议论：“洪川的爸爸来了”，可他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学校办全托幼儿园，把小川转进自己的园就方便多了，而且这园有围栏，无干扰，也安全；还有孩子们都喜欢的刘老师，她会远远的呼叫：小川！洪川也是一见到她就亲切地叫喊：刘老师！刘老师！
   小川自尊顽强，生病了主动吃药，需要打针自动伸手不哭，然而有一次太疼，他忍不住了叫一声：爸爸，我哭一声好不好？我说：好！他真哭了、流泪了，不过也很快停止了哭声。又有一次他感觉不舒服，我领他去校医务室看病（步行要翻过一个小山坳），护士给他量完体温问我：他怎么样来的？我说，走过来的呗。护士批评我：你好狠心啊，高烧40度！我方知对小川要求太严，护士打完针后，我心疼地把小川背上回家。
   我的次子（浩川）降生，小川更神气了，因为当哥哥是老大，而且处处是个老大的样子。他很爱抚弟弟，不抢菜，当弟弟不在的时候总得给弟留一份。大概是1961年腊月三十天吃年饭，我们按老家农村的习惯，这一餐得让儿子们把荤菜吃个够，长子多吃猪肉，次子多吃鱼，结果当弟弟的平安无事，当哥哥的却拉肚子了，这给了我们心疼儿子的一次教训。
      二  恰风浪来袭
   我是一个山沟里的穷小子，顺利地上了大学并进入特大城市重庆当上地质部属中专校教师，对共产党感恩不尽，决心一心一意服务于人民教育事业。可是我对共产党的教育宣传、对共产党员干部太理性化，只知当“驯服工具”，不懂人际关系，1962年夏被“动员”乖乖地离开广州地质学校，携妻（肚内怀有第三子）儿回老家四川忠县永丰公社实丰大队一生产队当社员。当社员干农活对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来说并不困难，然而正在这时我们的大家庭破裂，兄弟们分家了，生产队也正巧搞“三自一包”，我得从头兴一个农村家，比城市里兴家复杂困难多多了，对儿子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吃住的困难不用说，当我们第一次带儿子赶永丰场并去外婆家时，出了家院就是上坡，走一小段平路，又上坡，走平路，又------，小川有点耐不住问道：怎么赶场要走这么多“楼梯”，不走这些“楼梯”行不行？看，连走路也难！他上小学就得走这桐子园沟里的若干条“楼梯”，一直上完“楼梯”才能到永丰公社完全小学，还好有个四姐（我二哥之女）陪他同路往返，安全且身体得到了锻炼。1963年我被落实（部分）政策回校，妻儿们留在老家，不久，阶级斗争的弦又拉开了，由于妻的娘家是地主（我曾听父亲讲过，妻的已故爸是地下共产党员，然而由于多种缘故至2001年3月才得以落实，若早证实，妻的妈不会划为地主成份），有些人竟把我的儿子也叫“地主崽儿”，对儿子们特别对有点懂事儿的长子精神上是很大的打击。其实我一直注意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但对于那些叫喊的人有什么用呢！1965年我被调到武汉地质学校时向校领导提了个照顾要求，即把长子小川带到我身边上小学（以便同地主外婆“划清界限”）。
   我被调来武汉当年冬天，妻在家乡坡上干活不慎摔断了脚而且当地医生没接好，临近春节跛着脚带上另两个儿子来到武汉。我见到妻儿本应很高兴，可因为妻脚伤难以干那些坡坡坎坎的农活而痛心，我便先后向广州及武汉公安部门提起申诉，得到两处的理解，武汉市公安部门给妻儿们开了户口准迁证明，妻儿们便迁来武汉地质学校，我的小家又得以团聚；同时妻子的脚伤经名医几个月的精心治疗，断处基本复位。时逢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去革来革到我的头上，我这个贫农的儿子受共产党的培养成为人民教师被有些人称做“反党”`“反革命”了，他们一边把我单独隔离起来批；另一边强逼家属同我“划清界限”，把硬说是“造反来的”户口下掉返四川老家，小川刚进凌云中学一年级，也跟着他妈妈回我的老家，其后我被下放到湖北省郧县洪门公社姚家沟农村当“五七”战士。
   长子回到我的忠县老家后，首先是在永丰公社完全小学的初中班插班读书，节假日到生产队出工给家里挣工分，每天放学回家还要帮妈妈干菜地的活。由于他妈的脚不能承受重力，担水、挑粪等下重力活都靠他这个十三岁的男子汉干，有些日子他是在晚上月光下挑粪浇菜。因为有阶级斗争的风，生产队在评工分时，他总要比别的同龄孩子少分，有一次他犁田放牛不到位，队长说他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等等，他精神上又承受着政治压力的痛苦。
   我回老家探亲也往往上坡同生产队的男子汉们一起干活（妻帮我做事，我就顶替她干活），记我的工分同男子汉们是一样的，而且当我在场时评妻儿的工分也是同等同分，原来这阶级斗争也是看人行事。事实上我们那个生产队没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挨边儿的只有两个地主之女，一个是我的妻，另一个是队长之妻，谁敢得罪队长的妻室儿女呢！当然那几个喜欢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只能对准我家（有时甚至还牵连我的哥哥和弟弟），然而我太了解他们（含党员民兵连长）家的老底细了，因而当我的面大家都和和气气。庆幸的是长子在武汉凌云中学上学时培育了文艺细包，到永丰学校会唱好些段样板戏，时逢忠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改名文工团，她的老班子是川剧团）招收一批学员，看中了我长子的演技和潜能，1972年春，长子离开了实丰一生产队那个阶级斗争风浪区，去忠县城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培养演员。
   武汉地质学校要恢复办学，至1973年春把下放的教职员和干部全部收回，我回校后就为秋季开学备课编写教材而忙碌，九月之前把次子浩川转到武汉上小学；冬季才有精力申诉要求还我妻儿们的武汉户口，学校把责任推到公安部门，公安又推到学校，几经周折办了妻子和两个小儿子的户口迁回武汉，长子已满十六岁且有工作，只能留在忠县文工团。
   长子不够十五岁就离开父母到县文工团，离我千里之外，我特托县文教局有我读忠县师范时的同班同学，后论为姊弟关系的三姐（儿子们喊“三老子”）李邦珍照顾，并告诉洪川遇重大问题来不及告诉时就向三老子请示认可。长子在文工团呆久了想离开忠县，巧遇三十八军到忠县招兵他去报名了，还有几位也想应招。部队首长对长子有好感，于是有人提出洪川的“政治条件不够”：一是他父亲1962年曾“犯错误”下放回家；二是他的外婆是地主还“闹粮”，涉及阶级路线问题。这第一条有李邦珍作证我没犯错误，第二条找到县委组织部的樊光泽（他的家同妻的娘家住在同一个生产队）作了证明，我和我的长子都阶级界限分明。1976年底长子被招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新兵经过武汉兵站，部队首长特许他在我武汉的家里宿一晚，当然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都很激动，我特别庆幸他告别了阶级斗争风浪区。1977年元旦，我的长子在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新的生活，我期待他在人民解放军里百炼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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