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信艺术家·张义潜

卓信艺术集市

我和义潜在西安师范附属小学是同班同学，当时我家住在印花布园巷，义潜住东木头市集义社（抗战胜利前后改名尚有社，为当时西安有名的秦腔剧团）对门的小半截巷内，相距三、四百米，经常在一起玩。义潜从小爱画画，家住剧院对门，可以自由进出，所以他爱看戏，爱唱戏，更爱画戏。什么三战吕布、辕门斩子、苏武牧羊，什么丹凤眼、卧蚕眉、青龙偃月刀，画满了课本。他还爱看小人书，他的画把小人书和戏揉在一起，戏中以鞭子代马，而义潜画关公是骑在马上打仗的，什么黄骠马、青骓马、红鬃烈马等等。当时上学用毛笔写字，义潜画画一开始就用毛笔，熟练而生动。他后来文革中画大批报栏和连环画不用草稿，在纸上直接画得本领正源于此。义潜对马情有独钟，在东北美专毕业创作画的是马。一生爱画马，也是从小就开始的。中国的戏剧，就是中国的历史，义潜通过戏剧开始获得历史知识，也许正是他后来爱画历史人物的初始渊源。
大约在一九四五年，西安兴起一种“吉庆”牌香烟，厂家为了促销，在每包香烟里装了一张“洋片”（一种彩印的人物画片）每张画片上印一个水浒人物绣像，据说如能攒够一百单八将，可奖辆自行车。画片纸张、彩印及画工都十分精美，我和义潜就集了“洋片”。记得好几次已经上课了，我俩还在木头市、南大街、钟楼根的小烟摊前等着买“洋片”。如果有人买一包烟拿走了，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干着急，而那时有些穷人一次只买一两根烟，当摊主打开一包，没等人家取出烟，我们先抢“洋片”。义潜机灵，往往先抢到手。后来听说社会路整条街都是卖伪烟的，我们就到那些小阁楼去买洋片，攒了确实不少。直到八十年代闲聊时义潜还几次给我说他攒的洋片几年前还在。这时也才悟到当年没有配够一百单八将，是因为厂家就没出全，虽然我们当时是对画的爱好而不是想得自行车。
义潜从小失去父亲，张母是一位十分干练的女性，对义潜格外疼爱而又严加管教，义潜对母亲更是惟命是从，孝敬有加。当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可能出于增加“人气”的考虑，早在一九四六年义潜小学毕业前，张母为他包办了一位大他三、四岁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当时义潜大约还不满十二周岁。到了一九五五年前后，义潜在东北美专（鲁迅美院前身）上学期间，我和他通信请教画画，有一次他在来信中提到他为婚姻的不满意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到了“真想放弃我的专业”的程度，所以几年后他们的分手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时小学学制有春秋两个班级，春季生毕业后要等一学期才能升初中。我们毕业后同时考入私立菊林中学的“先修班”（考初中的预科班）。不久，我转入刚刚成立的西安市立一中“先修班”，从此和义潜分开了。后来听说他从菊林又先后在西北中学和圣路中学（一所私立教会学校）上初、高中。到了大约一九五二年的一天，我和义潜在街上不期而遇，他打开手中一个文件夹，里边是他在西兰铁路（西安到兰州）乌鞘岑工地深入生活画的一些铅笔速写。没想到他正上中学，怎么就能去国家的建设工地当“美术记者“，一开口就是赵望云、石鲁如何如何，俨然一个画家了。当时我在市一中和学校美术组同学几次利用星期天去西一路西北画报社请画家指点，见到过青年画家方济众、徐庶之、杨维功等，但一次也没碰到过石鲁，所以对义潜很羡慕。
初解放的几年，每年高考是在报纸上发榜的。一九五三年夏，我在钟楼根的报栏上看到《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前身）整版发了高考录取名单。没想到在艺术院校栏看到东北美专在西安录取的三个人中赫然有张义潜三个字，着实为他激动了一番。我高中毕业后因病没有升学，在家整天学画，多次给义潜写信，也把我的速写、素描、水彩寄给他看，他每次都回信热情鼓励。每逢寒暑假他从沈阳回来，我去他家都会看到他带回来的石膏、人体素描和水彩订满一墙，每次都对我有很大启发。一九五六年夏，义潜回家，这天他给我说他的毕业创作得到学校赞扬，可能要发表出来，他正在焦急等待。没过几天又是在钟楼根报栏的《人民日报》上猛然看到一幅《马倌》的画，旁边又是张义潜三个字，我立即到他家报告好消息，他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描述了在生产队饲养室老马倌在给小马梳毛，活蹦乱跳的小驹在地上嬉戏的画面后，他信了，并且眉飞色舞地说：“原来听说可能在《光明日报》发表，想不到在《人民日报》发了，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成功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也特别高兴，因为三年前的入学考榜和今天的毕业创作都是我为他在报纸上看到的，而且正巧在同一地方。我当时回乡住在老家长安县，有几次在《群众文艺》、《妇女画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连环画，义潜看了很高兴，其实也是受他很大影响的。
义潜毕业后，本来东北美专要留校，张母立即和学校交涉，硬是把他要回西安，一方面她年轻守寡，就一个宝贝儿子，不能离自己太远，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义潜正在闹离婚危机有关系。义潜对母亲又害怕又孝敬，也就顺从地回到了母亲身边。大概在义潜初中上学期间，曾考入过西北艺专（西安美院前身），当时叫军政大学艺术系。那时学校才从山西解放区迁到西安不久，尚属军队编制，学生穿军装。义潜生性散漫，哪能受得了军事化约束之苦，在艺专没待几天竟然不辞而别当了“逃兵”。可能对文艺兵不那么严格，也因为他年纪还小，学校也没追究。几年后的一九五六年，西北艺专又接纳了已经大学毕业而又有才华的青年画家张义潜。
西北军政大学艺术系转为地方编制后改为西北艺专，一九五六年音乐系分离出去成立西安音院。义潜到校后正赶上筹建西安美专（不久后改为西安美院）国画系的工作。一九五七年我身体康复后报考了西安美专，正好是义潜为我们监考，考完回家前他给我说考得不错，素描得了五分。又问我如果录取到国画系怎么样，我说可以，后来果然录入国画系。当时美术界舆论认为国画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提倡油画。我报考第一志愿是油画，所以后来我一直感谢义潜，要不是他说不定我的艺术道路要走一个大弯路。我上美院第一节课是素描，我的素描老师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张义潜。经过“反右”以后，美院的气氛越来越“左”，我自己觉得整天被“政治”压得喘不过气来，慢慢地和义潜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一九五八年以后，义潜不知为什么忽然离开了国画系到附中去了。一九六零年毕业后我竟然也留校做了教师，但是并没有和义潜在一起，当时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春，我被精简下放离开美院。在当时那种被扭曲的人际关系中，义潜宁折不屈的性格注定在学校呆不下去，所以他在一九六一年就离开了美院。
我到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后和美术界完全没有了联系，以后的二十年里，只是在义潜办的艺苑美术学校和冰窖巷教师进修学院看过他几次，文革中在钟楼根大批判栏和出版物中看到了义潜的画。直到八十年代初，我调入陕西国画院和美术界才有了接触，和义潜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长期间断了的交往一经恢复，双方仍然依然如故，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义潜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不仅为我们的交往，也为义潜的才华尚未全部展现而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