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书法）甲骨文

马国斌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时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卜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这一时期新兴的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占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工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乍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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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斌

商代后期 戍嗣子鼎（点击放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九五九年河南安阳後冈圆形殉葬坑出土，同出者还有铜卣、铜爵等器。圆形、口沿二直耳，三蹄足。颈部饰兽面纹。器内铭文三行三十字，其中合文三。铭文记商某王某年，九月丙午这天，商王在宗庙明堂大室，赏赐给戍嗣子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荣宠，作了这件祭祀父亲的宝鼎。铭末“犬鱼”应为戍嗣子所属家族的族徽。     铭文字体大小虽不够整齐，但笔道镌刻清晰，雄伟有力，有的字体还具有典型的波磔体风格。器物本身和铭文内容对青铜器断代、商代历史地理、以及古文宇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 （杜乃松）
本版图文由可嘉提供
选自《中国美术全集》

戍嗣子鼎

马国斌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仿军兵三阵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秘藏之。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传到日本，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2006年春三本同时来华参加上海博物馆的《中日书法珍品展》。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也非常珍贵。 [汇品]
　　唐 窦 臮：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绅结络，迩则琼树离披。（《述书赋》）
　　清 康有为：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广艺舟双楫》）
　　清 康有为：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广艺舟双楫》）

石鼓文

石鼓－吾车

马国斌

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曾轰动一时。而这块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於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逊清内务府清查时，发现於养心殿库房。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散氏盘

马国斌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 77.8厘米。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 19 行 291 字 ，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又称盂鼎，之所以冠以"大"是为了区别于小盂鼎。这两个鼎同出，但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铭文白话译文：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大盂鼎

《大盂鼎》拓片局部     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本页部分内容参考青铜时代　 其他图文由可嘉提供 选自《中国美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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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斌

大克鼎

大克鼎实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克鼎拓片


　　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都属于一个名叫克的贵族。此鼎形体巨大，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沿饰兽面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
　　清大克鼎铭文内容主要叙述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是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
下列参考资料来自人民网20040301
　　●上海博物馆有一面刻着上千位捐赠人姓名的大理石墙，潘达于这名字“高高在上”。关于盂、克二鼎躲过战乱、捐献国家的故事，也一直若隐若现地流传
　　●当年传奇的主角已是百岁老人。2月28日，一个百岁寿诞贺仪在上博举办。博物馆门外竖起三张大幅招贴：在特地从北京调来的大盂鼎和长驻上博的大克鼎中间，是潘达于先生明亮的白发和笑脸

潘达于在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右）的陪同下，参加上海博物馆为自己百岁寿辰而举行的特别展览开幕式

　　贪玩老人
　　见到寿星潘达于，大吃一惊：哪里像个百岁老人！
　　那是上海高安路一幢半旧高层楼里的简朴人家。房门敲开，就看到一张皮肤白皙、带着点好奇表情的笑脸，身上是干干净净的藏青对襟中装和浅灰裤子，梳得一丝不乱的一头白发。潘老正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陪我前去的上博流散文物处老倪告诉老人，他刚去过苏州，请潘家的亲友、五六代人星期六来沪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有60多人呢。她连连摆手：“不要做得太大，浪费哦！”一口软糯的苏州口音，脸上却分明有觉得好玩而高兴的表情。
　　爱玩，是老人的天性。听老倪说，大盂鼎已运到上海，45年没看过它的潘达于立刻问：“明天我先去看看好不好？”问她是不是常去上博看大克鼎，回答是：“以前想到就要去博物馆白相相的。”现在更多是在附近散步，“着一着地气”，喜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平时看电视、读报纸，有什么不懂的，总要刨根问底弄明白。80多岁的女儿家华忍不住“抱怨”妈妈：“唉，这几天一高兴，都不肯早睡觉……”
护鼎传奇
　　有人从她住的高层窗口指着下面的小楼告诉她：“您捐的那两只鼎，如果拍卖，能买好几幢那样的房子。”
老人想了想说：“房子又勿值多少铜钿！”
　　大户人家出身，又嫁了“吴中贵潘”的收藏世家潘家，在苏州城里曾有十数处花园、房子的她，对“财富”的理解，早在另一种境界。
　　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州时曾为潘家题赠匾额：“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除诗书功名外，潘家还以收藏传世。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咸丰年间名臣左宗棠为报答老朋友潘祖荫而赠送的西周彝器大盂鼎和潘祖荫自己重金购得的大克鼎。
　　潘达于是潘祖荫的孙媳，19岁嫁入潘家，丈夫在婚后3个月即去世，她抚幼养老，掌管门户，更在60多年间当起庞大家传收藏的瘦小守护人。
当时，苏州城南石子街旧宅里，光铜器就放满一大间，另有一大间全放古籍和字画卷轴。贫寒中，曾有外国人愿用600两黄金外加洋房来交换大克鼎和大盂鼎。她一口回绝。
　　抗战时，潘达于请家人和两个木匠师傅帮忙，连夜把克鼎、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到屋子底下，书画和小件古董三十几箱藏进夹壁。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强盗，一遍遍搜刮，财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踪迹。
　　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于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进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直到解放之后。
献宝故事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潘老卧室里，家具简朴，别无装饰，这张奖状，却一挂就是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市民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
　　捐鼎后，国家发给2000元奖金，虽然当年家财早成云烟，子女都是中小学教师，家境并不富有，潘达于仍将奖金捐出，支持抗美援朝。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潘达于还将家藏文物捐献国家，自己则参加里弄生产组，学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来成了上海文史馆员，这让她感到莫大快乐。领了工资，她会招呼重孙辈：“请你们吃冰淇淋！”
　　这两年，老人记忆衰退，有时会念叨起久未谋面的大盂鼎。获悉潘家在为老人筹办百岁生日，念旧的上博干脆将这事“大包大揽”，在国家文物局和历博的大力支持下，才有大盂鼎的南下，两只宝鼎加上一位百岁老人“三碰头”，再演绎一段文物史上的佳话。

　　大盂鼎和大克鼎，是两件被称为“重器鸿宝”的西周铜鼎，与毛公鼎一道，被誉为海内三宝。二鼎不仅形制雄伟，纹饰精美，其铭文更成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凭证。
　　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腹内侧铸有铭文19行，分2段，共291个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克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的奴隶。现藏上海博物馆。

　　潘达于原姓丁，18岁嫁到潘家。潘家为苏州望族，名声最为显赫的除了“四朝元老”潘世恩外，就是曾在光绪年间官至军机大臣的著名大收藏家、“攀古楼主”潘祖荫。潘达于即是潘祖荫之弟潘祖年的孙媳妇。大克鼎和大盂鼎原是“攀古楼”的旧藏，一直供于潘家大堂，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毛公鼎”被称为“海内三宝”。1951年，潘达于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了大盂鼎和大克鼎及其它珍贵文物二百余件，受到了文化部的褒奖。1958年，上海博物馆为支援即将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将大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大盂鼎、大克鼎“劳燕分飞”，分别在上海、北京展出。这次为了祝贺潘达于老人百岁寿辰，有关部门特地将大盂鼎运来上海参加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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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马国斌 于 2007-9-29 10:45 编辑 ]

马国斌

毛公鼎

    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金文的经典名作。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庄稳重。颈部饰重环纹及弦纹各一道 ，简朴庄毛公鼎严 。腹内铸有铭文 32行、499 字，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
    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毛公鼎》拓片

《毛公鼎》拓片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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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 盘

牆盘 西周恭王时期 宝鸡市博物馆藏

　牆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周圈饰有重环纹。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分为两部分，前半记叙西周时期各王的主要史迹，后半记叙做器者史墙一家列祖的重要功绩。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词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字体为当时标准字体，可做为西周中晚期书体风格的典型代表。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每字大体为长方形,某些偏旁转折使用圆笔,局部与整体在艺术效果上形式辨证的统一，表现出端庄而不呆板，活泼而不流媚的艺术风格。 笔画横竖转折自如，粗细一致，笔势流畅,有后世小篆笔意。《牆盘》年代久远，其中许多文字已无法辨认，留待研究金文学者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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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越王剑铭

战国越王剑铭 鸟虫篆     此风格与当代之美术字相近，而与书法精神相悖，某种艺术，其对于细部的装饰夸大到了繁琐、成为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意味这一路风格的穷途末路不远了。楷书之盛，在唐，楷书之衰，亦在唐，斯所谓盛极而衰也，何以衰，过度的装饰化倾向使然。(图文均由可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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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吴王夫差鉴

攻吴王夫差鉴（点击放大） 春秋战国 北京图书馆藏拓

　　《攻吴王夫差鉴》为夫差所铸器《说文》金部说：“鉴，大盆也”。《周礼》凌人注说：“鉴如*，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以御温气。”此兽耳衔环。腹饰蟠虺纹及叶形纹。腹内铭文三行十三字。於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州蒙王村出土。春秋时期的书法出现了因地域而风格各异的现象，东南方各国的铜器铭文都有美化的趋向，或作鸟虫书，或作蝌蚪书等。而《攻吴王夫差铿》谷作瘦长体。字形、笔划不加修饰。文字显得质朴规整，线条均匀，起止尖锋。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疏朗。已具后来小篆的雏形。

本版图文由可嘉提供
选自《中国美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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