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沈曾植专题（一）

朱凌云

<p>注：以下内容转自“书法时空”。</p><p></p><div style="LINE-HEIGHT: 22px; HEIGHT: 22px;"><div style="FLOAT: left;"><img alt="发贴心情" src="http://www.haiqu827.com/skins/Default/topicface/face1.gif"/></div><b>沈曾植</b></div><div style="ADDING-RIGHT: 0px; MARGIN-TOP: 10px; FONT-SIZE: 9pt; OVERFLOW-X: hidden; WIDTH: 97%;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24px; LINE-HEIGHT: normal; HEIGHT: 200px; WORD-WRAP: break-word;">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史、刑部主事等。富著述，工书，藏金石拓本甚彩。精通哲、史、地、医、佛、文艺诸学，有《海日楼诗集》、《汉律辑树》、《机秘史笺注》等行世。且有《苗阁琐谈》、《辛丑札记》、《寐叟题跋》等学术札记十余种。<br/>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br/>　　《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倘果然，则子培既精训话又通性理。衡诸其生平，其学以乾嘉诸子为皈依则信然。以致王国维说他以乾嘉诸老治经史之法“复广之以治一切话学，趣博而旨约，沈曾植 行草书（局部） 　　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手戴、钱”。这种评价实为中肯。王森然先生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子培之晚岁思想偏于守旧有一语为解：“惟其不渝孤忠之态度，则殊可嘉也”，并调之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博学坚贞，足以夸”，“诚近代之贤隽也”，推仰之心，不言自明。<br/>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入京之后的第三年，沈曾植还刑部主事，感时伤事，在《寐碑叟题跋》中记日：“光绪壬寅正月，重人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维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容云四合，矮窗展玩，招怅移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其心迹可见一斑。沈晚年寡交白晦，自号谷隐居士，居沪鬻书自给，而求书者不绝于门，以得片纸为宝。百年匆匆而过，历史人物与历史风云已成历史。昔于髯翁有句云：“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吟罢怅然。如沈曾植者，于今为不朽者有二：一学术、二书艺也。笔者尝与人感叹：晚清与民国，实我国诸领域人才倍出之时代，其时风云际会，多少豪杰，迄今难出其右。沈氏即其中之一。<br/>　　沈曾植家学甚厚。其祖沈维鐈不惟久为仕宦，且五任学政，校刊图书颇多，务尚实学。沈曾植学力淹通，曾受张之洞聘为武昌两湖书院史席。其精通典籍，以至客人居所尽见书架，必高呼主人乃知所在。后曾赴日本考察制度文物，眼界益开。<br/>　　他的书法，幼学包世臣，远接邓石如，筑基于碑学无疑。这也是清代乾嘉学派以后嘉道碑学中兴的风习所染，世人难出其右。王森然认为沈书“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琅之万品，内地网罗，蕃外选购，采其众长，树立一家”（《近代名家评传》），一言以概，即说其书各魏备不卑唐，植根于魏、唐而能融汇众有。这一句评价一般人当不起，但沈曾植确乎仿佛之。他的高明既在于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审度包、康两家书法，包长于理论而拙于书艺，所书锋落一偏，绞转拖沓，实欠俊拔之致；康则气象恢闳，盘纡纵横，有似其人，然或失于张狂而乏蕴藉。沈氏之为人既沉潜自晦，衡诸其书，亦线画凝炼而气势铺陈，灵光内蕴而骨力洞达，诚清民之书法巨擘，断非虚誉。沙孟海先生说他：“晚年取法于黄道周、倪元潞，兼两家之长，一生功夫，尽工钟繇、索靖，所以变态极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游龙舞风，奇趣横生”（《近三百年之书学》），可谓言言尽揭沈书底里。“变态极多”、“奇趣横生”二语，基本概括了其书之特点。但是，近年之司沈书者，一味偏侧，矜才使气，实未见沈书有不卑康的平正之基，有渊穆博雅的学问气为中主，故能“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寓奇于平，寓平于奇，其间优劣大相径庭矣。康有为对沈十分服膺，曾践其绝笔书云：“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何况馀子。”康氏的评价出语惊人，恐为大多数人所不取。这种议论自是南海风格，不必计较，但沈氏之书，超轶有清民初绝非妄语，是否可与颜真卿、杨凝式争道，凌苏东坡、 　 沈曾植诗稿书法　　黄山谷而上之或容讨论。有清一代，刘墉失于单调，金农走向极端，包世能言而不能行，康有为有其气象欠其精深，赵之谦为大才惜艺功未竟，伊秉绶以隶独张一军，其可与沈氏颉颃须考，惟何绍基与邓石如。邓氏固大家，然不推学养有逊于沈，既于书艺，亦长于篆隶而短于行草，有若沈之长于行草短于篆隶，何子贞可谓全备，然优于楷行而劣于草，难论上下矣。其同时人则独吴缶老为争胜之手。以此比较视之，则南海之议，非尽出无据。若上以衡苏、黄恐各有良莠，不便轩轾，惟沈曹曾植时处晚近，世人身在此山中，不是过誉即是低视，亦世情尔。马宗霍《书林藻鉴》记曾农髯语颇有意思，亦可见沈氏本人对“奇正”之旨的态度：<br/>　　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曰：“翁覃谿稳一生误字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交七十后更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br/>　　这“不稳”即奇变、险绝之美。沙孟海所谓：“变态极多”、“奇趣横生”或即此指。证诸《书赠青仁轴》、《赠芸庄联》、《太乙近天都诗轴》等作，确乎如此。马宗霍谓之为：“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言不为过。曾农髯还说过：“叟读碑多，写字少，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此处生亦审美上“拙”之来历。“不稳”与“生”“拙”必于平正中来。对此，沈氏在论书时曾有说法：“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对于“经生”书、“院体”书以及“馆阁”书“名家薄之于算子之消，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模平竖直之外？”可见沈子培的基本观点。高足王蘧常早年求师指点，沈亦告之：“求书理，以为近晋，可从三王二爨人”。在此，我们发现，沈曾植的书学理想正在于融冶碑帖、化合晋魏。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是真正开此一风气的实力派大家。<br/>　　 <br/><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041.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041.jpg" border="0"/></a><br/></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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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凌云

<p>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画家。字子培，号撰斋，别署乙庵等，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在学识方面，精通史学、佛学、边疆地理之学，著有《无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沈氏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尤以书法及理论最为精湛。在书学上，沈氏首次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联系发展脉络。在实践上早年攻帖学，仿黄山谷时尚不能得势，中年学钟繇，后来穷魏碑，极章草，终使“抑扬尽致，委曲得宜”，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独有理想境界，创造了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曾熙曾评价沈的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处在不稳”。沈氏还善绘山水，但艺术成就不如书法。<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345.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345.jpg" border="0" style="WIDTH: 500px;"/></a></p>

朱凌云

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满地残阳看绝笔，落花如雪泪如环。”此余师兄王君蘧常题其师沈寐叟墨迹之绝句诗也。王君十余岁由其父甲荣携往请业，寐叟未及与之论学术，简述书法奥诀告之，君晚岁题其真迹，为诗如此，余手录之，今稿不复存，尚能背诵不误。<br/>　　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竞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br/>　　寐叟入仕途于晚清，中光绪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贡士，出余舅祖翁瓶庐相国同稣门下，殿试第三甲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二十二名，钦用主事，观政刑部，自是始与贤士大夫交游，名扬海内矣。寐叟生值清季，觅见历代古物及新发现之文献珍品，以其乾嘉治学之法治之，于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于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为一冶。与罗振玉、王国维渚先生沦学开一世之新风，而罗、王包罗之广犹不能及寐叟，寐叟于学术外，尤擅书法绘画，此皆罗、王所不旁及者也。论并世学人，或与太炎章先生并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学趋向，一以清中叶为归，结一代之局则有余，若云创新，则逊寐叟一筹矣。<br/>　　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书笔汜、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之例编次之，颜曰《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br/>　　书法一道，既汇众长于一，寐叟少年时得启迪于张裕钊，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写经，无所不取、无所不舍。寐叟所处之时代，玉成寐叟，使其独出冠冕，斯可渭艺术界之大幸。今东瀛人士称寐叟弟子王蘧常为当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数倍之寐叟，奚待戋戋之赘言乎?<br/>　　<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553.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553.jpg" border="0" style="WIDTH: 500px; HEIGHT: 800px;"/></a>

朱凌云

沈寐叟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 弟曾桐、曾樾。<br/>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br/>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成人。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br/>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br/>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 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br/>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 《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 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br/>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br/>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br/>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 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 中第二十二名。<br/>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br/>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br/>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 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 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br/>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br/>　　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br/>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br/>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 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br/>　　次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土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br/>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br/>　　次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br/>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br/>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 为权臣所阻未果。<br/>　　次年，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 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br/>　　次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 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 利弊当探本清源。<br/>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br/>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 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br/>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 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br/>　　一九0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br/>　　次年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 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br/>　　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土、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 ：“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br/>　　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br/>　　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br/>　　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br/>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br/>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土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br/>　　一九一二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br/>　　次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 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 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 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 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 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 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 使然。后人苛求，何益?<br/>　　一九一四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br/>　　次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 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br/>　　一九—六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 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br/>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br/>　　一九一七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br/>　　一九一八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br/>　　一九一九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br/>　　一九二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br/>　　一九二一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br/>　　一九二二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 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br/>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br/>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br/>　　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 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 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 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br/><br/>　　　　　　　　　　　　　　　　　　　　　　　 ——摘自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 <br/><br/><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924.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2924.jpg" border="0" style="WIDTH: 500px;"/></a>

朱凌云

哀歌──讀沈曾植詩<br/>作者：歌珊<br/>「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陳寅恪語)。絕大部分的人隨波逐流甚至趨炎附勢，不合時宜的人命定是要寂寞了。<br/>一九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沈曾植（1850~1922）辭官返鄉。滿清王朝氣勢殆盡，他內心孤憤焦慮、每每欷歔不能自己。在給朋友的信上， 沈曾植悲傷的說：「財政岌岌可危，官司解體，中外相疑，舉海上妄人之說，一切悉納諸憲政之中。」沈曾植追憶官場的生涯，歸里之後如燕守空樑的甘於寂寞、恰似晚樹流鶯般回首當年；面對老家迎面而來的孩童（象徵著未來），他不免生出了一絲絲慚愧之情：<br/><br/>病與愁兼復幾時，還家迢弟一年遲。<br/>蕪城劇有參軍感，舊館難為長史思。<br/>燕守空梁甘寂寞，鶯依晚樹話流離。<br/>此生行共飄搖盡，慚愧迎門稚子嬉。<br/><br/>沈曾植是清末、民國初年公認學問最好的讀書人。但現代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生平，應該說是完全遺忘了他。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天安門》描述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中國革命與改良的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以康有為（1858~1927）為主線發展的人物。沈曾植與康有為開強學會于京師，參與維新運動，但世人只記得康有為。康有為雖在歷史上享大名，但卻衷心佩服沈曾植。康常自命為聖人，愛發狂言，一次與沈曾植論學與時事，沈笑說：「你再讀十年書來與我談罷。」康有為汗顏告退，自嘆不如。<br/><br/>沈曾植在學術上的專長是邊陲歷史與宗教學及其歷史的研究，著作頗多。可惜我對他這方面的作品並不感興趣，只喜歡朗讀他的詩。對於學術與文學創作，當時的史學家張爾田晚年反省：「今老矣，始知文學之可貴，在各種學術中，實當為第一。即以沈曾植而論，其史學佛學，今日視之，已有積薪之嘆，而其詩則自足千古，異日之傳，固當在此而不在彼也。」沈曾植的《海日樓詩》沉博艱奇而喜用生僻的典故，大概也因為如此最耐細讀了。與沈同時代的詩人陳三立讀他的詩嘆其多不能解，更何況像我這種根本不配讀舊詩的人了。<br/><br/>清亡後，沈曾植寄居上海。從此以後，他終歲樓居，過著與社會幾乎隔絕的生活。春夏之交，上海陰濕多霧，每日晨起沈曾植遠眺萬室濛濛，如身置煙海之中。他經常想到死。偶與僑居上海的遺老們聚會觴詠打發時間。沈曾植雖然過著隱居的生活，但慕名而來的學者無不欲親炙其言論丰采，甚至海外人士都震其文名不遠千里而來。不過，大部分的時間，沈曾植自閉在過去的世界。這位為固有文化所化的人，像無人理會的先知，還夢想著振興儒術，計畫在上海設立經科大學、籌設所謂亞洲學術研究會。一切不過是空想。但一個人想成就些什麼，也許比他能做到什麼程度更為重要罷。這些不識時務的舉動，正如大陸學者葛兆光的解釋，其實「他未必特別重視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關心他們獲得價值與尊嚴的文化傳統的興亡。」<br/><br/>文化亡矣。先前滿有人民的城啊，如今何竟獨坐。沈曾植年紀愈大愈易動情：家祭必哭、聞故友哭、聽到別人談及忠義之事亦哭。他寫下了「雞魚蒜在都無味，老病死招行總甘」的哀歌，鎮日啜泣。<br/><br/>我的歷史教育始於忻慕沈曾植、顧頡剛、馮友蘭、郭沬若、杜正勝等大師，在學術氣質與文化姿勢則特別為沈曾植所傾倒。<br/><br/>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沈曾植強起病身給末代皇帝溥儀寫結婚賀禮，但若心手不能相應，寫寫停停，每一握筆即傷感哭泣，這事不久之後他即過世了：<br/><br/>江上窮愁十日霖，搖搖孤墳結微音。<br/>松高獨受寒風厄，鳳老甘當眾鳥侵。<br/>睚目此一夫成世變，是非千載在公心。<br/>言妖舌毒紛無紀，吞炭聊為豫子喑。<br/><br/>這首沈曾植寄給他的老師翁同龢的詩也可以用來形容沈晚歲的心境罷。無盡的憂思如江上綿綿細雨，只有遠方的友人以微小的同情撫慰了縷縷牢愁。不合時宜的人啊，像高松、老鳳般接受時代風雨的摧折與欺侮。世事遽變，往往就在一個人的喜怒之間，是非功過不妨交由歷史做公正的判決罷。紛亂無紀的年代，或許只能保持沉默以對的心情了。<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355.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355.jpg" border="0" style="WIDTH: 500px;"/></a><br/>

朱凌云

王国维眼里的沈曾植 <br/>茅金康<br/><br/>《嘉禾春秋》第二辑《考订＜岛夷志赂＞第一人》简略介绍了嘉兴沈曾植。大概是因为沈曾植参与了张勋复辟的缘故，因此沈曾植在国学方面的成就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他在国学领域的地位也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其实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沈曾植的推崇，就已经足够证明在国学领域沈曾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下面就让我们从王国维的视角来看一看沈曾植先生对中国学术的影响。<br/>研究国学，第一步必先弄清楚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的音韵训诂，称为小学。王国维与沈曾植在上海有一段很密切的交往，对王国维的学问产生根大影响。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的《沈曾植先生评传》叙述了这产段沈王交情：“丙辰春，复来上海，所居距沈先生寓所颇近，暇辄诣先生谈。一日先生语维曰：‘棲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卷，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盍为部居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以上溯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盖难言之。即以尔雅权舆二字方释诂之权舆为始也。释草之其萌？萮，虫之蠸舆父守瓜三实一名，又释草之权黄华释木之权黄英，亦与此相关，故谓权舆为？萮之引申可也，谓？萮蠸舆用权舆之义，以名之可也，谓此五者同出于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义，亦无不可也。要之欲得本义，非综合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国维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①<br/>王国维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中对“权舆”作了如下的考释：“又释草，其萌？萮，释虫，蠸舆父，守瓜，释诂，权舆，始也。案权及权舆皆本黄色之名。释草权黄华，释木权黄英，其证也。虫之蠸舆父，注以为瓜中黄甲小虫，是凡色黄者谓之权，长言之则为权舆矣。余疑权即？之初字，说文，？，黄黑色也。广雅，？，黄也。今验草木之萌芽，无不黄黑者。故蒹葭之萌，谓之？萮，引申之则为凡草木之始，逸周书文酌解一干胜权舆，”大戴礼诰志篇百草权舆是也。又引申为凡物之始，诗秦风不承权舆，逸用书日月解日月权舆是也。始之义行而黄之义废矣。”②<br/>沈曾植对王国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王国维深深钦佩沈曾植的学问，把他与顾炎武等并列：“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③并且认为沈曾植是学术的继往开来者：“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过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所以开创来学<br/>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④<br/>在王国维眼里，沈曾植是不亚于顾亭林等开创大师的国学大家，是中国学术源流承前启后的桥梁，治学的楷模，后学者的方向。<br/>注：<br/>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五编第81册第38页。<br/>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第224页，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br/>　 ⑧王国维《现堂遗墨》卷之上“沈乙庵尚书七十寿言”，陈乃乾辑，民国十九年影印本。<br/>　 ④同③<br/><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037.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037.jpg" border="0" style="WIDTH: 500px;"/></a><br/>

朱凌云

教育星空 <br/>沈曾植--<br/>主张经世致用<br/>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br/>他学识渊博，《清史稿》记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王国维居沪期间多请益于寐叟，其作《寿序》，认为清代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乾嘉是稽古实学，道咸之后，学术转新，寐叟乃新学术的帅将。沈氏的一生，非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同历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忧世之深，过于龚魏”（王国维语）。因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力陈假洋资造铁路，劝翁同龢开新学堂，成为了“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br/>沈氏一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运忧思不已，主张经世致用，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世。1901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允许师范生中的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教育内容主要“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人才。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南洋公学的办学面貌焕然一新，它体现了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开明。1907年，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这次出访，使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br/>在提学使任上留意选拔和招揽人才。设存古学堂，以宋儒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选拔各学堂中的优秀生专开国学研究班，并借鉴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互相讨论、独立思考。他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知新温故、达变立常、内自折衷、不逾世变。他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致皖，其中有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慨、陈衍等，使皖学达到了最盛期。 <br/>　　和政治上不同的是，他在学术上能锐意精进，勇于突破旧我。在晚年，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希望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这是他在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获得日益深刻的体认后的深思熟虑。这就把张之洞?quot;中体西用"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使沈曾植成为晚清学术转型期继往开来的代表。 <br/><br/><br/><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145.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145.jpg" border="0" style="WIDTH: 500px;"/></a><br/>

朱凌云

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用刑部主事。事亲孝，母多疾，<br/>医药必亲尝，终岁未尝解衣安卧，遂通医。迁员外郎，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专<br/>研古今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律统、唐律上溯汉、魏，於是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br/>志补之作。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於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及<br/>西北舆地，南洋贸迁沿革。寻充总理衙门章京。中日和议成，曾植请自借英款创办<br/>东三省铁路，时俄之韦特西比利亚铁路尚未建议也，不果行。母忧归，两湖总督张<br/>之洞聘主两湖书院讲席。<br/>拳乱启衅，曾植与盛宣怀等密商保护长江之策，力疾走江、鄂，决大计於刘坤<br/>一、张之洞，而以李鸿章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旋还京，调外交部。出<br/>授江西广信知府，曾植为政，知民情伪，而持之以忠恕，故事治而民亲。历署督粮<br/>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br/>值江、鄂、皖三省军会操太湖，而適遭国恤，群情忷忷，民一日数惊，城外砲马兵<br/>又譁变。曾植闻之，登城守御，檄协统余大鸿驰入江防，楚材兵舰击毁东门外砲兵<br/>壁垒，黄凤岐夺回菱湖嘴火药局，一日而乱定。<br/>曾植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礼治，政无钜细，皆以身先。其任学使，广教育，<br/>设存古学堂。又兴实业，创造纸诸厂。会外人要我订约开铜官山矿，曾植严拒之。<br/>未几，贝子载振出皖境，当道命籓库支巨款供张，曾植不允，遂与当道忤。宣统二<br/>年，移病归。逊位诏下，痛哭不能止。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事变归，卧病海上，<br/>壬戌冬，卒，年七十三。著有海日楼文诗集。<br/>论曰：辛壬之际，世变推移，莫之为而为，其中盖有天焉。润庠、世续诸人非<br/>济变才，而鞠躬尽瘁，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乃宣、曾植皆硕学有远识，惓<br/>惓不忘，卒忧伤憔悴以死。呜呼，岂非天哉！[一][?/a&gt;籡 按：关内本把劳乃宣传、<br/>沈曾植传移入下卷，独为一卷。“论”中“鞠躬尽瘁”以下改为“不忘故君，靖共<br/>尔位，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乌虖仅矣！”<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356.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356.jpg" border="0"/></a>

朱凌云

另一位能很好说明原生型、经典型、同化型相互转化的个案是沈曾植。由于时代的影响，沈曾植是在简牍与碑版同时并举的情境中来把握书法创作的。首先，他对历史上书法的流变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将时代、地域诸因素对书法风格的差异考虑在内。审美趣味宽容，艺术视界开阔，为他以后的兼容并蓄作一铺垫。他认为：“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之而为之。所谓一群白项鸦者，王氏之同化于吴久矣”（《海日楼札丛》）。此外，他对笔法与点画形态的变异也能深入关注，纵向的历史参照与横向的形式比较都为他自己的书风创变提供了理论基点。他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海日楼札丛》）。从时间分段上，“古”、“今”是上下二轮的书体变化关系，上下二轮的顺向与逆向参照都可能新变出有效的审美反映，这是打破历史秩序，将以往历时的一切作共时的辩证处置，终于使沈曾植在中后期书法创作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应该说沈曾植是碑学的大氛围给他以风格上的认同。在向二王经典型同化的过程中取得技法上的支撑。他以《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是今隶今草的认识，振作久已衰落的《急就》、《月仪》二派，又参以碑意的方折凝重的用笔，而在整体章法上运用“右军父子，今隶今草”的格局，这样就将平匀静穆的古章草变成了气势凌厉，开阖纵逸的沈曾植章草。《急就》、《月仪》和《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碑版对他来说有原生型的意义，他正是从二王的同化中走出来，发展了章草这一体式，以独特的新图式加入了经典的行列 <br/><br/><a href="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517.jpg" target="_blank"><img title="dvubb" alt="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rc="http://www.haiqu827.com/images/upfile1/200432494517.jpg" border="0"/></a><br/>

朱凌云

沈曾植书法美学的哲学基础<br/>　　郑国贤<br/><br/>　　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曾做过清朝官吏。沈曾植工书，尤善草书，清人向燊称：“(沈寐叟)书学包慎伯尤工，草书，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在他之后较高的评价，如沙孟海说：“……（沈曾植）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奥秘‘一旦豁然贯通了’……（沈曾植）专用方笔，翻覆磐旋，如游龙舞凤，奇超横生。”（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说：“……（寐叟）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李征西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br/>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艺术形式都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着一种民族精神，进一步说，民族性是保持艺术青春常驻的根本原因。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审美经验的集中表现，它内在地体现着民族哲学精神的理解和价值。晚清时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在文化融合的时代氛围中，其哲学精神也呈现出交流与融合的态势，这种不同的哲学精神的交流与融合，又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书法艺术的理论与实践。<br/>　　一　儒、释、道相互颉颃又相互渗透的思想格局<br/>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的。春秋战国时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秦政统一、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至魏晋南北朝玄学兴盛，儒术既未能独尊，佛道也未能取而代之。事实上，儒、释、道三教一直在相互吸收，互为消长，分分合合，就像古代的中国社会一样，多元并存。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保持一种礼的规范和中庸的态度，较多地以理智的态度从济世致用的政治功利出发，进行道德伦理的论教，这种政治哲学以对艺术的“监护”促成艺术的“尽善矣，又尽美也”，（《论语·佾八》）体现在书法理解上，就是要求书法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为“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赵壹《非草书》）使书法艺术“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同前）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些统一大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中庸”、“中和”的表现。道家学说恰恰相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则崇尚自然之真情，以它的“自然”、“无为”思想容纳着生命本体的本能欲望，人只有以无为的心态，归真返朴，才能够真正贴进自然，把握事物的本质，这种对生命无限自由的向往，经过知识分子逐步读识演绎而成为“艺术的哲学”。在对美的理解上，道教重视美的形式，美的自然，赞赏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运动之美，追求素朴无华，纯质静淡的审美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在道教看来，任何艺术表达，无论是对于审美方式还是审美或者是审美超味，其终极价值都是指向生命的自然由表现。至于源于西土（印度）的佛教，自公元1世纪两汉交替时代传入我国，首先与我国本土思想产生了激烈碰撞，并通过向道家*拢等手段才逐渐由受到排挤而被承认、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近六百年的磨合，特别是到唐中以后佛教禅宗确定的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中，其世界观是以我为中心的“梵我合一”（与中国原始的人本世界观相吻合）：它的人生态度是随缘任远，虚静禅脱（与道家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人生哲学相印证），这一切都说明禅宗的思维是完全中国化的，这既使佛学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又使佛学客观上成了结合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观念的动力与中介，三教合流，意味着儒、道、释三方面都在求同的原则下各自改变自身的特色。<br/>　　在严酷的文化背景下，儒、释、道三家在清末的发展现出了十分相似的嬗变轨迹，这就是各派都在新时代的基点将自己的哲学视野从对某一极端的偏执转而注重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的平衡与联系。如道家学说认为“道术”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与人类文明同步产生的，认为儒家的“仁义”虽是顺应了新的历史需要，但治国的方针却一定要以道家的“无为”为最高理想。儒、释、道三教互补格局的形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局面，那就是在不同的信仰与价值取向之间，任何形式的偏执、保守和封闭都逐渐为最大限度的互补、开放和综合思维方式所取代。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以儒释道”及儒、释、道的真正互补与融合，是在清代最终完成的。在这种格局主导下，清代书法家们力求开拓新的艺术创作空间，他们的书法实践以及审美理想的追求，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映衬了儒家、道家或佛教的人生价值理想，在崇尚雄强肥硕、豪放飞动的阳刚之美的审美地位方面，使魏晋以来重壮美的审美理想在清朝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另外，儒家“中和”美的理想以及重自然、重客观、重形的思想，在清代也得到总结性的发展。同时，由于清代也是一个越来越重情感、重神的时代，这使魏晋至唐朝提倡的注重主体与情感的萌芽亦在此时得到茁壮成长。明清书法家们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还出现了重“天资”、尚“天意”、“无法”的倾向，这些审美追求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br/>　　二　　沈曾植的哲学观念<br/>　　受儒、释、道互补精神的熏陶，作为清末书坛代表人物的沈曾植，其哲学观念也现出最大限度的包容态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书法史上流派纷杂的书法家们的系统评价中看出。而究其精神实质，我们认为沈曾植的哲学观以儒、道两家的影响为最。<br/>　　（1）关于儒家的影响<br/>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一直是由儒家思想为基调贯穿其始末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以“仁学”为基础，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思考美之所在，强调惟有遵从仁义之道，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中才能获得自由，进入美的境界。惟如此，儒家思想尤其强调通过主体的德性修养和心灵感通的生活情理维护社会关系和人伦关系，表现出一种人情主义的理论形态。《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在孔子看来，《诗》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伦理修养的教科书，要服务于社会。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在艺术中，乐哀之情的抒发应该受到伦理政治的约束，绝不能是动物性的感情、情绪的自然宣泄，这种价值观念，在书法中则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羲之的书法，因其“不激不厉”、“文质彬彬”而被誉为“书圣”，由此派生出“优美”的审美风尚；另外，由于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因此，颜真卿为人忠义、刚正，其书“如忠臣之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夺也。”亦被后人推崇为“刚健有为”的“壮美”情怀的代表。儒家的这些审美追求对清代的书法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br/>　　清末时期，书法艺术尤其崇尚“壮美”之风气，把“壮美”作为主要审美追求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对北碑书法推崇至极，认为“力”是美理想的代表。他赞魏碑之美，开首便称其“魄力雄强”，然后是“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核心是“力”之美。这种“力”无矫无饰，自然率真。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他一反过去把盛唐作为中国书法发展之最高峰，而是前移至东汉及魏晋，以后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其标准就是“是否有力”、“是否自然”。他高举尊碑大帜，同时亲自实践，书法气势磅礴，神采飞扬，不斤斤于点画的精工。而事实上，碑学经过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等大家之后，发展到康有为，已成了强弩之末，虽然康有为凭着自己精深的儒学根基，激进的变法思想和少有的天赋，在碑学史上再次矗立起一座高峰。但碑学本身带来的缺陷最终导致了它的衰微，书法点画的难以精到和矫枉过正而致的浅薄刻露终于使碑学在爬上最后一座高峰之后迅速滑坡。书坛再次面临“该何处去”的抉择。<br/>　　沈曾植历史地将书法更新的重任承担起来，彻底抛却了已成熟的书风，以超人的智慧，大胆探索碑帖结合的新路子，他提出“世无以北集压南集者，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的主张，以包容、兼赅的姿态反对执著一端的偏狭，从而使书法研究走向正常。他先以书法为余事，“六十四岁后始专家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王蘧常《忆沈寐叟师》）对包世臣之“安吴笔法”颇为推崇，亦曾写过黄山谷诸帖及大篆，后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以汉《校官碑》、《敬使君碑》等为变法根本，使已成熟精致的帖学书法由流畅而变为生拙，由注意清逸的韵味变为加强气势。“於于益见古健奇崛，‘宁拙毋媚’，自具风貌。”（同前）<br/>　　沈曾植在竭力褒扬儒家刚健有力的思想意义的同时，也并非对儒家“文质彬彬”的中和之美予以排斥，他在《敬使君碑跋》中这样说道：“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超，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集中作赋无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此碑不独可证《兰亭序》，且可证《黄庭经》，倦游翁楷法，胎源于是。门下诸公，乃竟无敢问津者，得非门庭峻绝，不可轻犯耶？”（《海日楼札丛·敬使君》）在这里，沈曾植似乎既不鄙薄南帖也不轻视北刻，反映了他折衷调和的文化思维方式，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进一步主张各种书体之间也应相互融合。“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由心仪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实楷法之八分。”（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论行楷隶篆通变》）“楷之生功，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为变也。篆参楷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而数赜。”（同前）在他看来，行、草、楷法与八分、古隶都不无联系，他把糅和掺杂作为“文生”、“数赜”的主要手段，从而达到古今相通，复古通变的境界。<br/>　　这种“通”就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法以期达到“和”的境界。须指出的是，沈曾植的这些论述受《易经》思想的影响较明显，《易·系辞》讲“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此探索宇宙人生的变化。《易经》的思想与儒家的“中和‘之美思想是十分吻合的，故此，《易经》后来为儒家所接受并成为其经典之一。<br/>　　从儒家“尽善尽美”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出发，沈曾植还特别注重书法技法与书外功夫的一致性。王蘧常先生说：“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来”，这是符合儒家的审美尺度的。在我国，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书法家非常注重“书外功”，认为“书外功”是创作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欣赏的最后对象。沈曾植早年自述书学深而书功浅，然“六十以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然其用心实发于早岁。”（《忆沈寐叟师》）沈氏的书法实践可谓丰富了儒家审美尺度的内涵，难怪王蘧常先生会说“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于书。”<br/>　　（2）关于道教的影响<br/>　　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传统宗教。道教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道”，其“道”是一个浑沌庞杂，氤氲生化的有机体，它混融精神与物质于一体，这当是中国人渊源久远的天人合一观所使然，有着宇宙发生学意义上的哲学终极关注。“道”是将先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具有人格化意味的“天”的观念引向初具形而上学色彩的抽象的理论层次，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解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初步确立。老子的“道’的奥秘就在于其“无为无不为”的特性，在于为社会和人生的政治理想寻找一个宇宙论的根据和启迪，从“守静笃”、“归根”、“复命”、“知常”到“公乃王”，便已从自然指向了社会，庄子沿此思路进一步作了发展，他认为，作为“不期然而然”的自然存在的动作方式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的存在的绝对境界的统一，使之构成一种“天人一体”的价值境界。书法家们在创作时，由于必须对“玄学”、“无一”、“冥王”有追求，故尔，书法家在创作时就必须按着“感”—“生”—“气”—“势”—“韵”这一认识论规律去进行美的创造。在自然中求得纯洁，在虚静中守一，即达到“和”。在“和”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的境界有相吻合的一面。<br/>　　显而易见，沈曾植的书法美学观念，受道家哲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1920年春，沈曾植在给日本学者西本白川讲《尚书》时曾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既曰无声无臭，则无物可以把持，此所谓道也。”这种有为而无为，无为而有用的提倡正是书法艺术臻于化境的一种表现。“同自然之功”亦即妙造自然，通过与宇宙自然的这种真正沟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沈曾植的书法理论中，处处可以体现出道家哲学对他的影响。道教讲究“刚柔相济”，这一哲学观念也被沈曾植在书法实践作了运用：“凡狂纵而筋骨抛露者伪迹，膏润不足者败笔也。”（《海日楼题跋·明祝枝山草书秋声赋卷跋》）又借用王弇州《世苑卮言》：“王贡土行法大令，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动人。文以法胜，王以韵胜，不可轩轾。”（同前）这种刚柔相济的艺术追求无疑是魏晋时期所倡导的审美理想的进一步发扬。在论及草书与真书时，沈曾植辄强调书法造型“横平竖直，习书定则，有横直而无笔势运之，则书家所忌耳。经生写经，三馆应奉，精则精矣，如行欵工而书势泯绝，何所以有算子之譬。右军《黄庭经》《曹娥画赞》，何尝不用当时写经行而惊鸿舞鹤，天际翱翔，笔势洞精，又何尝不横是横，竖成竖乎，若行草破觚为圆，削繁成简，正别有不横不直，以成横直，以运横直者，此其渊源甚远。蔡邕篆势，卫恒隶势，熟读精思，自当有悟人处，悟后则周金汉石，一一可与羲献颠素草作证，有大志愿，得大自在，正恐前贤畏后生耳。”（沈曾植《书法问答》）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思想是：“笔势洞精，又何尝不横是横，竖成竖乎，若行草破觚为圆，削繁成简，正别有不横不直，以成横直，以运横直者。”这是对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高度概括，它说明书法审美意象的特征是一种“不横不直，以成横直”，即是一种具象性不明显而抽象性却很强的艺术，很显然，沈曾植对书法形象创造的这种精炼概括，是得益于他对道家哲学及美学观念的深刻体味。<br/>　　有关沈曾植书法美学的哲学基础，笔者着重从儒家和道家两个方面作了考察。应该说，在儒、释、道互补的清末时代精神氛围中，各种哲学思想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沈曾植的书法实践和理论著述，有关其他哲学观念的影响，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br/><br/><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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