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嬴政是一个功过分明的帝王。撇开他的过不说,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灭六国而实现华夏大一统,其二是为了方便皇权统治而成功地实行“书同文字”之国策。在贯彻执行“书同文字”国策过程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丞相李斯,而李斯的最大贡献则是对文字和书体的改革,变大篆为小篆,使中国古文字改革和书法艺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在秦代众多刻石中,小篆的杰出代表者非《峄山碑》(亦称《峄山刻石》)莫属,其不可估量的多样性价值远远超出时人所料。
一、政治价值
作为《峄山碑》的碑文书写者,李斯(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08年,楚上蔡即今河南上蔡县人)是秦王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身为一国之相,除了协助秦王打理朝政外,还承担着整理文字、改造书体进而统一文字的重任。整理文字、改造书体、统一文字是当时秦王朝治理国家的几项大政方针,都是为皇权统治服务的,如果这一工作不做或做不好,文字和书体仍然沿用过去五花八门的旧字旧体,秦王的“统一”大业就大打折扣而不是真正、全面的统一。所以,李斯积极拥护秦王的国策,不仅承担起整理文字的工作,还身体力行改造书体并亲笔书写。虽不能单说《峄山碑》对秦王朝政治的贡献有多大,但从李斯变大篆为小篆而统一书体来看,小篆当然就具有协力政治而具有政治价值了,用它来下达秦始皇的治国方略、上传地情民意,用它来教育当时的上下臣民,用它来记录和表述政治、农事、生活事物,总之,小篆是秦王朝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何况《峄山碑》的文字内容本身就是歌颂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的呢?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第六》中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见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萧枫主编的《史记》卷一•第150页)。用不着去研读碑上的其他文字了,这段记载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峄山碑》文辞的主旨,其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是相辅相成并显而易见的。
二、实用价值
从中国文字改革和应用的角度去观照之,《峄山碑》的价值也是里程碑式的。文字考古学认为,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是中国文字的最初形式;仓颉又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从“鸟兽蹄迒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而创造了中国文字的雏形,以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仓颉为何时人氏现难以考究,他所造的文字是不是甲骨文也难以断定,但甲骨文是篆籀(大篆)文字的前身这是毋容置疑的。甲骨、篆籀对于秦王朝当时的政务管理来说,其书写速度之慢、耗时之多是难以适应繁杂而须高效的工作需要的,实用性不强。在秦统一六国并“书同文字”之时,简化文字的结构和提高文字书写效率的重任就落在了李斯等人的肩上。于是以李斯为首的文臣们将大篆删繁就简地进行改造,变大篆的笔用多锋(中锋、侧锋、裹锋兼用)为小篆的中锋行笔,变大篆仅有弯曲、粗细不一的线条为小篆曲直兼备、粗细如一的“铁线”(因而有了“铁线篆”的说法),变大篆体态欠规则、轮廓无常态为小篆的纵向立形、长方体态、端庄安稳,至此,一种新的书体便诞生了。从此,小篆书写便捷、效率提高、辨认容易、形态端庄的特点为世人所公认,其实用性能大大高于以往的甲骨、篆籀,被当时朝野欣然接受,大范围、长时期地适用于政治、劳动和生活。不仅如此,它还为后世文字的简化改革和隶书的成形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李斯亲笔所篆的《峄山碑》,集中体现了小篆适用、高效的特点,其实用价值有目共睹。
三、艺术价值
《峄山碑》的艺术价值是本文要阐述的重点。当然,首先还是对它做一个简要介绍:《峄山碑》是秦朝国相李斯所书的众多刻石中的佼佼者。碑文记录的是“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公元前209年立于峄山,原碑已被毁,现在所能见到的是宋代的摹刻碑版,存于西安碑林。《峄山碑》的艺术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鉴赏它也从这三个方面着眼。
1.从用笔技巧和线条形式上看。我们现在见到的《峄山碑》是石刻碑版的拓片,黑白分明,它的原稿是秦相李斯用毛笔亲书。相比并揣摩前朝金文、石鼓的墨稿来说,《峄山碑》的用笔十分讲究,李斯起笔藏头,收笔护尾,使起收之处呈现圆和之态,起笔后的运笔稳行慢书,不轻不重,不提不按,而不象青铜铭文或石鼓文那样行笔或疾或徐、有提有按、粗细兼备,从书写的角度看《峄山碑》并相较于前朝大篆,李斯的运笔似乎更简单了,这是就用笔技巧而言。再从线条形式上看,由于运笔不疾不徐、不轻不重,不提不按之故,使得《峄山碑》的线条始终保持着当直则直、该挺则挺、当婉则婉、该曲则曲的状态,骨力内蕴,气息通畅,明丽清朗、干净利落;又由于起笔收笔讲究藏头和护尾,线条又显出一种含蓄、中庸的内涵来。相比于其后的隶书,《峄山碑》不象隶书那样用笔讲究藏头露尾,行笔讲究轻重与提按而使线条体现出波动起伏,粗细有别,形成飘逸柔美的风格。在那个时期,《峄山碑》的这种用笔和线条是具有创意的,是对前人书写技巧和审美情趣的发展,同时又给后世新书体的诞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典范例。
2.从间架结构和章法布局上看。我们同样把《峄山碑》置于其前后文字及书法的对比中去评判:在它之前的金文、石鼓呈现出的是别样美感,字形不拘规则,或紧或散,且因象形造字之故而使结构呈自然古朴之貌;在它之后的隶书因审美情趣不同,除行笔讲求多方面的变化外,隶书的间架结构有了质的改变,字形扁方,且呈现出左右分张、舒朗飘逸的特色。而《峄山碑》大大有别于前后,既不象前朝篆籀那样随象造型而使之长、扁、方、圆皆备,也不象后世隶书那样刻意纵笔左右略显夸张、霸道。小篆就是小篆,字形取长方纵势,昂首垂尾,如洪钟稳立;结体颇显辩证,上下讲收放,有“冠冕垂裳”之态,左右求对称,呈均 衡对等之形,横如架梁,竖比立栋,布白匀衡,守黑有度;章法上首先体现大小统一、井然有序,再就是讲究布列成队、行气贯通,单看个个如白描图案,整体看满幅象精美织锦。面对此碑无人不惊叹,无人不仰观。
3.从审美情趣和风格特点上看。《峄山碑》从多方面展示着它的迷人魅力,体现着时代审美的情趣和独特的风格追求。下面依然对比观照:前朝大篆的“形”尚未摆脱象形摹物、观形会意的本能,人们的审美仅停留于摹形的象与不象、表意的准确与否之上,所以大篆的风格自然地体现出古朴滞拙之态,这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书写刚从甲骨的锐器刻划转入毛笔书写,用笔欠娴熟而不如后人那样运笔流畅婉通之故。从后世隶书的用笔技巧、间架结构、章法布局上看,书写者们已能娴熟地把玩毛笔,笔画线条不再单一,结体上赋予新的面目,风格上表现出汉代特有的飘逸柔美,这与当时那个时代是合拍的(如汉人着装宽舒长垂,追求飘逸之感)。而单从书法发展的视角看,李斯所处的时代还属于书法古体日臻完善、今体尚在酝酿的特殊阶段,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处于新旧中和之期。相比于前朝的大篆和后世的汉隶,小篆尤其是《峄山碑》的审美情趣集中表现在中规中矩的形神兼备之上,“形”既不象大篆那样诸字有异;也不象汉隶那样左右分张和局部夸张(如《曹全碑》)《峄山碑》表现出自身独有的长方纵势、“冠冕垂裳”、上收下放、左右对称、装饰性强的格局。这应该是秦朝那个时代的审美特点,成因也许与秦灭六国后统一华夏的政治方略有关:六国初灭而统一初始,万事万民都需要有严格而分明的典章来规范,“书同文字”就是施行新政的必须,文字书写也要与政治同步,那么,小篆的对称、均衡、匀停不正体现着典章的公道和时代的特征吗?这也正是小篆尤其是《峄山碑》所追求的“神”之所在,用所写来表达所想,正合于《周易》“立象以尽意”的审美范畴。尽管实际上秦始皇的统治多无公道可言(如焚书坑儒、苛政专制等),但作为箴言诉诸台面也是政治的需要。
客观地说,《峄山碑》艺术价值重大,但也并非无可挑剔。用今人的眼光从实用性来看,由于要顾及线条粗度的绝对一致、布白的绝对均等、结字上某些字(如“秦”、“皇”、“帝”、“登”、“不”等)绝对对称、占位上绝对队列化,其书写仍然难度大、速度慢;从艺术性上来衡量,上面所说的几个“绝对”又过于程式化、精确化,少变化、显呆板、无生气。这是时代的局限所致。但唯物地说,其实用性和艺术性只能放在它和前朝后世的书体对比中来衡量,所以,小篆及其代表作《峄山碑》在那个时代仍然是成功的典范。
四、历史价值
从历史意义上看,不能简单地视改大篆作小篆为应付时需之举,从历史的角度、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评价作为小篆代表作的《峄山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中国文字改革、书体演变、书艺发展的里程碑。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的形成、建设和发展主要是靠文字来记录、来宣传、来推动的,文字本身也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改革和创新书体是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完成的使命,只有完成好这个使命,政治、经济、文化、文明才能得以发展。在秦朝,大篆变小篆是这个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是这个时期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这个时期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从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看,小篆的诞生及其代表作《峄山碑》对中国文字的简化提供了范例和依据,历经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所以才有了今天盛行的、方便快捷的简体汉字,并且,《峄山碑》将继续作为汉字深化改革的重要参考;《峄山碑》作为小篆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的诞生,既承前又启后,为后世真、行、草、隶各种书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更为篆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创作素材、作出了成功示范,也拓宽了书法和篆刻艺术的意境。所以历史已经做出这样的评价,秦朝的“书同文字”、大篆变小篆之举措,是中国文字改革、书体演变、书艺发展里程碑式的壮举,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贡献,是自它之后延续中华古文明、建设新文明的典范!
《峄山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从文字的角度展示了大篆向小篆的成功演变和小篆实用便捷的优势,从艺术的角度也展示了小篆书体独特的形制和鲜明的风格特点,从精神财富创造的角度更是传承了华夏文明,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有口皆碑,《峄山碑》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个盛誉,并接受人们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