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书法理论研究

许燕舞

<p>&nbsp;&nbsp; 民国时期的书法理论研究 <br/>------------------------------------------------------------------------<br/>&nbsp;<br/>　　书法的走向现代首先必须在观念认识上做起，而观念是一个十分抽象的内容。要把它具体化，首先是有赖于创作表现。但创作是个多元的结构，它包含了观念内容却又不仅仅限于是，最直接地对观念认识作表达的，是书法理论。我们上述对书法的艺术与学术、实用与欣赏、主体至上与客体至上、赏玩与表现等等范畴的提出与界定，虽也能从作品中略见端倪，但最一目了然的依据，即是理论。<br/>　　如我在引论中所谈到的那样，整个民国时期书法理论的发展是以技法解析与述史为基干的。作为艺术理论应有的抽象思辨性，在民国书论中很少得以展现。理论的参与者都是书法创作家，因此书法理论最直接也最方便的表现形态，即是书家创作实践经验的记录。　 自清代以来，这就是书法理论的传统。尽管清代碑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完全限于技法的范围，而有风格评判的浓郁成分在内，不过它还是非思辨的。它的批判性很强、但它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不很强。康有为是古代书法理论发展的殿军，又是现代书法理论的第一位开启者。他的《广艺舟双楫》令我们想起了前辈阮元或包世臣，但他提出如此决绝的“卑唐”之说，却又有立论太偏、不够中庸持平之嫌；这种锋芒崭然的理论形态，却又使它少却一些酸腐气。当然，从理论所取的思路上看，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模式也还不脱前人窠臼，因此我想他更应该是古典理论的终结标志，只是从时间上看，他已经步入现代了。康有为是如此，吴昌硕、沈曾植也不外乎此。沈曾植的《海日楼题跋》是地道的古君子风，吴昌硕在《题潘阿寿画山水障子》诗中竟提出“只恐荆棘从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虽是论画，想他的书论也大率不出乎此。对当时的这一代名家来说，在旧文化中浸淫日深还使他们无法从一个新的立足点去审视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根本，写写题跋作作诗，应该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批评方式。<br/>　　民国前后，以旧的治学方法作书法研究的，还有几位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大都是封建士大夫文人，但他们对于学术研究都是孜孜不倦，费毕生心血从事一项专门并成绩斐然者。第一位是方若(1869--1945)，第二位是叶昌炽(1847--1917)，第三位也许应该是陆增祥(1816--1882)。方若的《校碑随笔》自清末问世以来，一直是研究碑刻的学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它收罗了自周秦、迄五代，根据石刻损泐情况分别考订翻刻与原刻、拓本新旧等区别，为碑帖鉴定家提供了最有权威的资料。它在书法上的意义则是为研究家们提供了对古代碑刻进行甄别的依据，使研究有一个很切实的事实起点。叶昌炽的《语石》十卷，以碑版为中心，杂述有关制作、名义、标题、书学兴替及考藏源流等内容，兼及摹拓装池，在内容上比《校碑随笔》较接近于书法，而其卓识别裁、精博通贯，为世所重。陆增样本是清代人，与民国并无关涉。但他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是在1925年由吴兴刘氏希古楼梓成，出版是在民国后。此书是继王昶《金石萃编》以来集金石学大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不但对《金石萃编》作了详细的订正，还增补了许多新材料，为书法研究者提供了一条线索分明的古代碑刻金石目录与研究心得。<br/>　　梁启超以书法圈外人的身份，却在书法理论领域有独到的研究成果。 1927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梁启超作了题为《书法指导》的讲演。这是—篇以美学家立场对书法作分析研究的好文章。他指出中国写字之美是独特的民族之美，并总结出写字(书法)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个性的表现等诸要素。还点到了记白当黑、协调统一、书法的不可重复性等内容，提出“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的观点，这是来自美学界的最早评价。同时，这又是来自对书法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把握的第一代成功阐述。即此而论，梁启超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就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我们马上就能意识到，梁启超的批评视角，说到底即是以艺术欣赏的立场取代了原有的实用准确加美观的立场，一但他的努力蔚成大观，现代书法观念即会产生根本的改变。并且，从理论本身来说，他的努力还预示着一个书法美学的新的理论领域的诞生。　　与梁启超并驾齐驱的还有邓以蛰。不过，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当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时，他是提出了一个民国初忉年亟待解决的思想意识教育的问题——对于刚刚从封建桎梏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而言，强调美育以消除过去封建文化的愚昧、盲从、迷信、权威崇拜还有压抑人性等等弊习，的确是十分有效的治国救民的“药方”，但从艺术研究这个特殊的立场出发，在当时的大倡美育，也使对艺术美(美学)研究只限于教育界，而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却对此漠不关心，因此，梁启超、邓以蛰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占领全书法领地。　　与康有为在研究方法上相近，又比康氏在叙述上更为简易平正的，是杨守敬的《学书迩言》。杨守敬(1839--1914)为清代末期北碑派中坚，他的治学观点基本上接近康有为。但他出使日本，被日本书法界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声誉颇高，回国后潜心著述，辛亥革命时避居上海，逢日本学子水野元直求学门下，于是作《学书迩言》。初意是作为教材，其后则在日本屡次出版，对于中国书法史有极精要的叙述，所持观点也比较切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提到了日本书家之有成就者，一则看出他出使日本时潜心艺文的心态，另一则也看出教学的对象是个日本人。而在当时，研究日本书法的几乎无人，因此，杨守敬可算是民国初年一位较早研究日本书法理论的特殊人物。他的这种特殊性，在整个民国时期也是十分罕见的。<br/>　　伴随着1899--1900年的甲骨文、西北汉简还有敦煌写经的出土，学术理论界对此也有过一些整理研究。1903年，刘鄂的《铁云藏龟》成书，1912年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成书，1933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成书，这是甲骨文研究一系的几个重要成果。至于汉简，则有《流沙坠简》(罗振玉)；《流沙坠简考释》(罗振玉、王国维)；《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各种研究，为著录、拓印、考释作了系统整理。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果看作是整个学术界对中国古文化的热切关注，但也不排除它在书法理论中的地位。毫无疑问，倘若没有它们的存在，书法理论研究就找不到一个有异于前贤的新起点，因此，它至少可以说是书法外围的但对书法理论有重要价值的一种研究。<br/>　　另一种研究则是整理古代文献资料——与上述的整理新出土古代实物资料相对。1908年黄宾虹开始参编《国粹学报》，1910年，邓实、黄宾虹开始编辑大套的艺术资料集册《美术丛书》，一直到1947年才告一段落。一套资料汇编竞耗时三十七年，这不但在民国时期闻所未闻，就是在今天也很少得见。在这同时，一些对古书画、当代书家作整理的资料集也相继问世，如1913年金城辑《盛京故宫书画录》、1919年杨逸辑《海上墨林》，此外，罗振玉《雪堂书画跋尾》(1920)、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1926)也在此际出世。关于金石学方面的成果也有一些可观的记录，如1924年马衡《金石学》出版、1925年容庚《金文编》出版，这些都是以显示出当时对古文献研究整理的水平；如余绍宋、马衡，容庚的著作直到今天仍被学界奉为经典。应该说，这是民初书法学术理论的骄傲。1932年郭沫若的《两周金文释大系考释》问世，可以说是民初对金文整理的最后一个标志。　　鉴于民国时期印刷术和新闻作为一个阶层的成熟，众多的报纸、刊物也为书画普及一试身手。黄宾虹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从1908年编《国粹学报》开始，十数年间，先后在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上海时报等处上作，大倡书画艺术，出版了许多字帖、画册，经他主办的刊物如《艺观》等，也有相当水平。此外，1925年《鼎脔》创刊，1929年《故宫周刊》创刊，1930年《故宫书画集》创刊，1931年易均室《艺甄》创刊乃至1934年余绍宋为浙江《东南日报》编副刊《金石书画》等等，都表明书画在当时借助于新闻媒介，呈现出一种十分活跃的发展态势。尽管书法并未独立，而只是与绘画并肩而存，但对书法界仍然鼓舞不小。因为正是在此中，书法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发展的动力可以来自社会的物质支持，而新闻出版系统的涉足又使本来较为封闭的书法活动走向社会，并日以信息交换快、交流频率高的优势证明自身的存在，这种成功，是清代书家们所望尘莫及并为之艳羡不已的。强有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当时并不多，但也有不少是为后人称道。首先，是沙孟海的《近三百年书学》发表于《东方杂志》 1930年27卷第2号，这是一篇对清代书法史作系统整理研究的论文。时隔20年后，顾颉刚在《中国当代史学》中还提到它的“系统性”特征。的确，从原有的随笔走向较专门的体格宏大的研究，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在同一年，卓君庸的《章草考》也问世，此著以章草书法为基本线索，各分绪论、名称、源流、省变、历代盛衰、书家小传以及各种流传等等，在收罗、排比、整理资料的工作上有突出的功劳。如果说，沙孟海的《近三百年书学》是研究断代史的典范，那么卓君庸的《章草考》则是研究书体史的杰构，他们都以系统性建长，在1930年时，这是书法理论界的一对“双璧”。<br/>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初年到中期，我们在书体史研究上几乎发现了—个独立的学术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非但在清代的北碑派理论家没有这样的研究密度，而且在当时，作为书体研究的篆，隶、楷、行等对象也没有如此规模——是书体的而不是风格的；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述史的，这就是草书(偏于章草)的专题研究。我们先把这一时期的草书研究成果 (包括活动)作一时间上的排列： ··<br/>　　1908年 许桐君著《草字人门》，由育材编译社印行，石印本。<br/>　　1914午 李滨著《玉烟堂帖本急就章偏旁表》二卷，石印本。<br/>　　1915年 李滨著《玉烟堂帖本急就章草法考》九卷，抿闻他另有《草说》15卷问世。 　　1927年 佚名《章草草诀歌》一卷。自青榭丛书本，艺苑真赏社本。 1928年 王世镗著《稿诀集字》一卷，汉中宝峰山道院刻本。 1930年 卓君庸著《章草考》一册，自青榭丛书本。 1930年 李滨原著、卓君庸补订《补订急就章偏旁歌》一卷，自青榭丛书本，后于1933再版、1934三版行世。 1932年 于右任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研究会。 1936年 于右任等编《标准草书》—(未定本)初印五百册。 1940年 于右任等编《标准草书》厘订本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1942年 于右任与标准草书社同仁将《标准草书》选校，并分上下两卷出版。 　　1941年 《草书月刊》创刊号问世。 1943午 刘延涛著《草书概论》由说文社出版。 　　1947年 《草书月刊》第二到四期出版。<br/>　　纵观上述这两个系统，我们看到了几个明显的对比：①民初时期的书法理论界几乎全都是整理国故者们的天下。各种技法理论、书法史理论、书法家研究、书体研究以及考释辨伪的种种内容几乎统辖了整个书坛。康有为和杨守敬还是较有思想者；有些书法著述则几乎全抄古人。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祝嘉《书学史》陈彬和《中国文字与书法》等，也还是以辑录古人为主。但令人诧异的恰恰在于，这些著作在读者中影响最大。一个于右任的《草书月刊》，发行数量有限、关心者也有限，倘若我们不是把从李滨直到于右任划一条草书研究系统的话，这些十分珍贵的研究很可能自生自灭，在不为人注意之，史渐遭埋没。而抄录古书者却拥有极大的读者群，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民国前期还不需要高深而专门的理论研究，普及仍是第一要义。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新一代学子对传统书论仍有再补课重温的必要，要他们马上接纳新成果，他们还缺乏消化能力。②与美学及其他新学科的介入以及其被拒之门外的效果来看，传统书论的地位仍然坚不可摧。究其原因，是虽然整个文化层已经提供了西方学术介入的环境——在绘画与音乐、尤其是文学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书法作为本体却仍然较为“闭关锁国”，书法界的知识结构仍然偏于古典的、旧式文人土大夫式的，这与我们在引论中的估价相吻。 </p><p></p><p>&nbsp;</p><p></p><p>&nbs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