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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藩篱
——关于当下书法生态和书家生态的随想
接触的人多了,也就对所接触的人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判断和了解,对那些自以为是、自吹自擂的人也有了更为深入和真实的印象。
有时想想才会真的明白,作为一个书法家,一个艺术家,他的敌人到底是谁?是他的竞争对手?不是,而是他自己。
一个人什么都可能超越,最难以超越的恐怕还是自己。一个人也可能很容易说服别人服从自己,然而却难以说服自己、改变自己。
在我所接触过的书法家中,几乎没有人说自己不好的,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很相信自己的才华和水准,而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会说别人的字越写越差。为什么?因为艺术家的创作都是极度个人化、个性化的,他创作的标准就是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他判断别人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创作标准,所以,一个拿自己的艺术创作标准和艺术审美标准来判断别人的人,永远都会得出别人不如自己的结论。这就是当今书法家的自负之处,也是可悲之处。
曾经跟一位画家聊天时无意中谈到了薛永年、水天中、郎绍君等人,这位画家以前不是搞画的,而是一名部队战士,但他很有才气,也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他是个很傲然独立的艺术家,我很欣赏他的这种才气和为人。但一提到薛永年、水天中、郎绍君这些人,他就说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说这些人尽管名气大,其实没什么水平。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批评人不能太随意,不能想当然地凭感觉去批评,一定要了解被批评者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背景,否则就是一种轻率,也挠不到对方的痒处。他又说他很不欣赏他们这些人的文风,他说他喜欢陈传席。我说陈传席是很不错的,但不能因为肯定陈传席而否定了水天中和郎绍君。因为他们的治学路子本来就是不同的。陈传席主要偏重于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史研究,而水天中、郎绍君等则偏重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研究,陈传席的学术资源大多得益于传统的画史画论,而水天中、郎绍君的学术资源则大多得益于西方艺术史和文化史,他们关注的方向不同,治学的路径不同,文风当然就不同了。这位画家当时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但后来的一件事却让他改变了观点。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画展之后,突然对我说,我发觉薛永年、郎绍君这些人还是很不错的,毕竟是大家。我问为什么?怎么突然改变观点了?他说以前我是对他们了解不多,可能是看多了他们给那些三流画家写的吹捧文章吧,想不到他们真正是高手阿。我呵呵一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觉得我这位画家朋友说的话还是有点道理的。一个本来心目中的大家,突然变得扭曲了,当然会让人反感,好的印象也全没了。按照正常的逻辑,人没有名气的时候,说话都特别大胆,唯恐语不惊人;而人一旦有了名气的时候,说话做事都特别谨小慎微,唯恐得罪人。但有时候现实又恰恰相反,人在没有名气的时候,说话做事都特别细致、认真、负责,而一旦在有了名气之后,却往往信口雌黄,甚至是胡说八道,总以为自己一句话就能指点江山,其实是不自量力。大师说话也有不对的时候,也有因为某种原因而说假话或违心话的时候。康有为是碑学大师,但康有为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茅于轼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家,但七八十岁的茅于轼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他经常说“中国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还说什么房价的上涨完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话连不懂经济学的人都会嗤笑他,何况广大老百姓呢?在我所知道的高级别知识分子中,成名之后胡说八道的就不在少数,如余秋雨经常拿全国人民当傻子,贾平凹最近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错字无理辩护,清华大学某校长将篆书错当小隶等等,闹出了尽人皆知的笑话。一个人说错话并不可怕,怕的是说的错话因其地位和名气而误导了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更可怕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些人不但没有在学术、艺术上得以突破,反而还不断闹出笑话,实在让人寒心。
名气和地位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利的同时,也在扼杀着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
有些人无论是在地位上还是在名气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且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其艺术风格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我们经常见到的当今刘炳森、欧阳中石、李铎、张海等人的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艺术上都有所成就了,但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成就,反而束缚了其自身的艺术创造力,或许可以说,这种所谓的艺术成就恰恰就是其自身的藩篱甚至是坟墓。这个藩篱既是社会所附加给他的,也是他自己附加给自己的。因为,当一个人的艺术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或者是市场认可的时候,他是不可能会轻易去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的,那么又如何来继续巩固其艺术地位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炒作,或者说一些信口雌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来引起社会关注。这个可能经济学家要相对多一点,但艺术家也同样存在。如当今书坛所盛行的“艺术书法”、“激活唐楷”、“回归二王”、“新帖学”、“魏碑艺术化运动”等等之类学术主张。这些学术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当今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或许都有其一定的学术意义,不同的书法家都能从中找到其可取的艺术养料,但是,若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学术主张要么是空洞、虚无的,要么就是谬误的,弄不好,会误导整个书坛的创作动向。比如“艺术书法”。什么样的书法又不是艺术呢?“激活唐楷”的提出者说唐楷在当今中国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我想问的是,当“唐楷”被“激活”起来之后,是不是还要“激活”汉隶、“激活”魏晋、“激活”碑学、“激活”其他呢?再如“回归二王”。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在学习“二王”、回归“二王”,如今再来谈“回归二王”又有何特殊的学术意义呢?“魏碑艺术化运动”的提出者认为,魏碑是民间书法,其中有很多需要进行艺术改造的地方。魏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何须再进行“艺术化的改造”呢?那种认为魏碑本身不是艺术、而只是民间书法的观点本身就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以上诸种学术观点,看似是想冲破自身的藩篱,去创造一种新的学术和艺术体系,而实际上却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仍然没有冲破自身的藩篱。
每一个人其实既是一个交往的、开放的个体,也是一个封闭的个体。每一个艺术家,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个体,因此,每一个艺术个体都会认为自己的艺术体系是最为完善的。这种自信本身是很好的,它有助于艺术家独立的艺术个性的生成,然而,这种自信也同样是一柄双刃剑,它往往会造成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互不往来和各自为政。每一个艺术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山头,那么,山头与山头之间必定是互不相让,互相攀比,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结果是谁也看不起谁,谁也不服气谁。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当别人在一个劲地吹捧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真像是那么一回事了,而当别人都看不起自己时,却会自我安慰,而且还时常跟人说,我自己就是按照自己的路子走,并不是说别人说我不行我就不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是最高的,而且听不进批评、听不进逆言。这是中国文人的一大通病。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往往把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夸得太高、太离谱,以至于让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人和文化都处于一种朦胧的意识之中,觉得中国的文人和文化似乎真的就是完美无缺的,而实质上,中国的文人和文化一直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互相攻讦、各自为政、自以为是,文化体系之间出现严重断裂,原有的文化体系难以再冲破藩篱,生发出新的文化体系。中国的许多文人和艺术家,看似是非常通达、非常有雅量,但实际上却是气量狭小、容不得别人,容不下批评,容不下忠言,更有甚者,还通过不断地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整体的现象,而且还有着远久的“文化传统”,你贬损我,我贬损你,互相贬损,互相看不起对方,造成整个艺术界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封闭、孤立乃至对立,整个艺术界成了一个名利角逐场,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只有名利的争斗,而少有学术与艺术的交锋。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和艺术家,难以有着西方艺术家那种超验的艺术情怀,难以冲破自身的藩篱。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说,每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一座高峰,但是高峰与高峰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而只有各自的风格之分。在艺术审美理念上,我们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对待艺术,我们应该有着一种多元的包容的文化心态,既不能盲目地跟风,抄袭、照搬别人的风格,也不能惟我独尊、妄自尊大,不能因为自己突出就贬低别人,不能因为自己是正确的就认为别人是错误的,不能因为自己是高水平的就认为别人是低水平的。
搞艺术是需要一些灵性的,而要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则需要更高的艺术灵性。没有灵性,那么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就是死的。高明的艺术家往往能从别人的优秀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低俗的艺术家则往往是从自己的“高明”中发现别人的“不足”。有些书法家对于自己的书法创作是明智的,而有些书法家则是愚蠢的。愚蠢的书法家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而有些聪明的书法家则即使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也不会去改正。因为风格一经形成,就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宁烂勿变。已经故去的刘炳森先生就是如此。据一些接近他的人说,晚年的刘炳森先生,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自身隶书的弊病,但是认识归认识,要不要改变又是另一回事。他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风格,哪怕是提高一点点,在他看来,守住自己的风格就是最大的成功,这是因为风格一经形成,则难变化,二是因为其原有的书法审美风格已经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如果更改,则有可能影响其市场走势。因此,变与不变,全在于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然而这仍然是一种狭隘的庸俗的艺术眼光和市场眼光,艺术市场,短期内会倾向于那些善于炒作者和做局者,然而,从长远来看,艺术终究是会倾向于那些真正有艺术价值和艺术眼光的人的。
书坛就是一个坛,一个场,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坛和场,并不是一个供所有书法家活动的场所,而只不过是少部分人游戏的小天地而已。当今书法家有两个特点:一是爱特立独行,二是爱扎堆。这两者看似是矛盾的,实际并不矛盾。书法家爱特立独行并不是在艺术上具有独立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而是看不起别人,不能容忍别人,而是喜欢结成小团体、小圈子,各自说话,而书法家爱扎堆只不过扎的是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别的圈子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特立独行与扎堆在当今书法家身上其实是统一的。
因此,当今所谓的书法家,很少具有真正独立的包容的学术与艺术心态。特立独行是为了更突出地彰显自身的价值,扎堆同样是为了借助于群体的力量来抬高自己。所以,当代许多书法家的艺术地位,不是靠自身学术与艺术修养的积淀,而是靠不断地贬低对手,不断地拉拢、奉迎自己亲近的人,不断地与名人合影来获得的。在我所看到的几乎每一个书法家所出的作品集中,前面都有长达好几页的与名人、官员和权势者的合影,更有甚者,有的还通过电脑技术,对照片进行造假,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拼接到一起,以达到蒙骗世人的目的。由此透露出当代书法家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急功近利。我并不反对功利,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成名求利心态,但是,我反对的是急功近利。越是急功近利的人,越是缺少艺术修养,越是缺少艺术修养,就越是难以冲破自身的藩篱。所以我对很多人说,当代书法问题千疮百孔,已经不是哪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书法体制的问题,而是书法家自己的问题。当代书法家在技法上都远比古人聪明,对技法的创造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因为当代的书法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技术,他们有能力有条件去了解、学习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艺术,而古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并不是当代书法家自己的功劳,而是客观条件的优势所在。当代书法家在社会活动能力上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家,实践证明,越是具有活动能力、越是能折腾的书法家,越是有“出息”。但是,当代书法家的个人修养和人品之差却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据我所知,某地一位书法家近几年来频频进京,四处活动,已经利用其书法,为其政治仕途打开了一条通道,而据说,所有这些,都是以金钱开道的。在他看来,只要用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成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进入政界以后,会对老百姓的危害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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