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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家书法的往日辉煌 [打印本页]

作者: 许燕舞 时间: 2006-11-24 17:21:38 标题: 作家书法的往日辉煌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class="title" align="center" height="50">作家书法的往日辉煌 </td></tr></tbody></table></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http://www.gjart.cn 2006-10-31 13:30:01    </td></tr><tr><td id="fontzoom" style="FONT-SIZE: 13px; COLOR: #000000; LINE-HEIGHT: 125%;"> 　　评估书法史上的代表人物，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即，书法家们的综合素质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以书法名世，其中的文学支撑又使之变得丰富和立体。他们拥有书法艺术的才华，同时也具有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文化声音，是复合性的才艺体现，多重性的精神交响。 　　治书史，重晋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六朝文人儒雅中和，同道往来，论书说文，乃是常态。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至今无人望其项背，所撰《兰亭序》一文，也是旷世杰出，历史上的著名文选均有收录。陆机、谢灵运、羊欣诗文盖世，其书法同时被史家称道。 　　唐人尚法，推崇理性，也没有妨碍文人书法的自由发展。贺知章、李白的墨迹，与唐时的最高书法水准难分伯仲，为时人折服。一言难尽的宋朝，遍地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书法家。宋代文人习惯品茶清谈，说书论诗，他们常常相聚一堂品评古人诗书作品，以陶冶心性，悟禅达道。苏轼、蔡襄、秦观、黄庭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诗书相映，情绪起伏，堪称绝唱。董其昌说：“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蔡襄撰《茶录》二卷，上卷论茶，下卷论茶器，名噪一时。黄庭坚与苏轼共栖北宋文坛、书坛，生活方式惊人地相同，诗文、书法均被世人称颂。明、清亦然，徐渭就说自己“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至于何是第一，何是第二，姑且不论，但从中可窥明代文人的丰富多彩。文征明、董其昌，书画之名和诗文之名等量齐观。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讲，书法是“高深学问的代号、玄妙精神的别称”（姜澄清语），诗文则是兼济天下、求取功名的本领，感喟自然，抒发情感的手段。两者缺一，就无完整可言。清一朝，前有傅山，后有康有为，集文人书学思想的精髓，无视“卫圣道”、“成王统”的所谓主流理念，高举自由、个性之大旗，有“宁丑”思想，提卑唐之论，使书学与文化相融，进而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赋予书学更多的社会内涵。傅山、康有为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书法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傅山治诸子百家，擅诗词创作。康有为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不怕牺牲，投身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甚至他的卑唐尊碑之论，也打上了鲜明的政治思想烙印。 　　辛亥革命以后，绵延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完结，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以西方教育模式为主体的现代教育，以及学习工具的改变，社会分工的细化，割断了中国的教育传统，书学式微，从此，写字、写作，成为不同的行为方式，作家（文人）书法的辉煌终于结束。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作家书法的得与失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先驱，倡导语言革命，白话文始成为社会主要语言，国家的文化结构，新闻出版，教育方式，学术研究，发生本质性变化，同时导致中国传统文人素质的改变，作家书法与以往的文人书法出现了历史性的分离。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是在旧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杰出的作家，也是重要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有趣味性和书卷气，其中的文化气息，与职业书法家继承传统的精确、严谨，有着显著的不同。郭沫若似乎比鲁迅幸运，他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地位显赫，有机会与领袖人物相互唱和，无形中提升了自己的书法影响。作为我国现、当代重要的作家，应该说他的书法具有专业水平，因此，郭沫若也成为我国现、当代重要的书法家。郭沫若与鲁迅一样，书法的传统血脉清晰、纯净，再得益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艺术格调自然不同凡响。茅盾又比郭沫若幸运，他清劲、博雅的行书，在郭沫若辞世以后，不断出现在寥寥可数的重要媒体上，并且有机会参加了改革开放以后所举办的中国第一届书法篆刻艺术展，深得书法界的重视。叶圣陶的书艺水平体现在他对图书杂志名称的题署，沉稳的用笔，精确的结构，食古而灵动，耐人寻味。叶圣陶辞世后，他的篆书逐渐面世，作品的高古、神圣，与作者其人的精神气质十分吻合，引起了书法界、文学界、收藏界的格外关注。《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为当代著名作家，有史学修养，书法也有自家面目。一手舒张、内敛的行书，体现了学者作家的文化功底。但是，从书法艺术的整体性来看，姚雪垠的书法已经与鲁、郭、茅、叶的书法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前者对书法的系统性学习，奠定了雄厚的专业基础，即使无意当书家，提笔写字，自然流露出传统翰墨的韵致与风采。相比之下，姚雪垠就显得单一了，他为写毛笔字而写的毛笔字，尽管蕴藏了一些文化含量，终因笔墨表现系统的简单，导致书法作品的浅显。周而复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由此可见这位作家在书法界的影响。可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一职，未能掩盖周而复书法的缺陷。他的书法与姚雪垠书法一样，传统功力匮乏，直接削弱了笔法的准确与丰富，所书字体呆板，线条无力，气韵不足，章法又缺少变化。 　　介于鲁、郭、茅、叶和姚、周之间的是小说家李凖、诗人刘征。李凖是当代重要的作家，从小说《李双双小传》到《大河奔流》，从电影《牧马人》到《高山下的花环》，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人。晚年的李凖参加了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大展，同时又将北碑书风的书法摆到“荣宝斋”画廊，标出不低的卖价，成为作家书法走向市场的第一人。李凖出生于河南孟津县。因家贫，到洛阳谋生，与著名的龙门石窟相遇，开始临习《龙门二十品》。北碑独有的风格，引起了李凖的共鸣，开张的结构，近于笨拙的笔意，凸显出民间朴素的情感，给人一种幽远而丰富的想象。从《龙门二十品》开始，他遍览魏碑名拓，对《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格外看重，常读常写。他习碑，不在刀痕上做文章，注重书写的“笔意”。“笔意”浓郁，表达才能通畅、自然，才能有情可抒，有意可达。刘征以寓言诗、杂文、旧体诗响誉文坛。他与李凖的人生道路不一样，在中小学期间，他接受了完整、系统的旧式教育，自己又酷爱诗书画，拜名家为师，书艺迅猛提高。他重视文学与书法关系，他说：“诗与书不仅如同比翼鸟，还如同连理枝，两者的血脉是相通的。优秀的书法作品，那纵横起伏流转跌宕的笔画，是从书家的血管里奔流出来的，体现着书家对艺术的追求和理解，体现着书家的个性和文化素养，有时还体现着书家的悲欢。”刘征指明书法的复合价值，那就是字与诗、文的通感。书法的审美属性体现在这样的通感之中，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合价值体系里。不管用什么体类的文字印制的诗词可以单独欣赏，但是，再优秀的书法家们写的虚假、空洞的标语口号，也不会给人审美的愉悦。 　　作家书法对书法本体的接受，在李凖、刘征以后发生了变化。作家书法的传统文化价值遭到颠覆，写毛笔字的作家再也不会像李凖、刘征一样拥有对传统书法的专业判断能力和临帖的时间与心情。作家书法终因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分工的差异，堕落成名人字，以一种中国式的特殊面貌，走入我们的世俗生活。   　 名人字： 　　作家书法市场化的社会学理由
 　　正当书法市场日渐成熟的时候，李凖撒手人寰，不无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刘征以书遣性，以诗达情，一本《刘征诗书画》集，不仅令文坛瞠目，就连书界宿老沈鹏、欧阳中石也撰文称颂。 　　收藏热的持续升温，书法市场价值的迅速提高，社会对作家书法的喜爱，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家提笔习字，试图续写作家书法的往日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作家中享有书名的还有近百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唐达成、汪曾祺、贺敬之、张贤亮、舒乙、贾平凹、赵丽宏、熊召政、朱向前、何申、马识途、陈世旭、汪国真等人。唐达成、汪曾祺辞世，贺敬之、贾平凹、马识途、舒乙、汪国真等，开始执作家书法之牛耳，倍受推崇，甚至形成了较好的市场价值。贾平凹在大庭广众标出书法润格，其经济收入可以与写作的收入等量齐观。马识途的题字遍布成都的大街小巷，其势头不在职业书法家之下。汪国真之“墨宝”，常常刻石于风景名胜，自己也投入大量精力，摆弄笔墨，渴求诗人以外的另一种荣耀。贺敬之与舒乙的身份比较特殊，前者曾官至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文化部代部长，又是家喻户晓的著名诗人。后者是老舍之子，著名文学活动家、作家，常有惊世骇俗之论见于报端，社会影响较大。因此，种种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另外一种价值符号，无形中扩大了他们的书法价值。 　　可是，研究当代作家书法，我们遗憾地发现，以往与传统有着血缘关系的文人字已经变异成缺少文化根基的名人字，其中的差异在于当代作家不了解中国传统书法的艺术特性，没有投入一定的时间深入临帖，写字的艺术感觉和技巧停留在粗浅的感知层面，因此，他们的字迹就变得单调、随意，缺少文化根据，没有章法、意境可言。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其中的趣味性。这是由于作家文学修养、人生阅历客观带来的一种艺术情调。 　　李凖、刘征以后的作家书法，很难称其为书法，以名人字替代似乎更具有合理性。贺敬之的草书漫无边际，不遵守传统草法，单字的结构多有商榷之处，信手写来，仅气韵可言。贾平凹的书法稍好一些，含蓄，趣味性强，略有文人字的端倪。可是，因作者笔法过于雷同，使书作风格千篇一律，难以承受读者的反复阅读。笔者翻过《贾平凹书法集》，一本厚厚的集子，收有贾平凹近百幅作品，可是，读几页就没有兴趣继续翻下去，那种极其相似的对联、少字条幅，实在缺少书法艺术丰富的内涵，难以让人产生艺术欣赏的愉悦。马识途擅隶书，他亲自对我讲述过学书的经历。这位品性高尚的老人，不断强调自己的书法“没有功夫”。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公务缠身，又写小说，没有更多的时间临古人的字帖，一直视书法为业余爱好。马识途所说是谦虚，也是事实。从他的书作可以看出来，他临过汉碑，只是没有正确掌握隶书的笔法，导致书作线条的软弱。汪国真因自己诗歌的通俗易懂，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汪国真热”，成为诗歌领域的一大品牌。知天命的汪国真也许写不出小花小草式的小诗，开始以书法问世，广开财路。可是，汪国真中年习书，难以破解传统书法的真实涵义，费九牛二虎之力涂抹的草书不脱俗格。 　　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作家书法家，为什么能够产生较好的市场价值，其市场化的社会学理由究竟是什么？原因并不复杂，首先他们是文学名人。文学与书法有着历史性的文化联系，作家写字，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行为，自然产生一种人文的魅力。另外，书法是人格化较强的一门艺术，文学名人写字，容易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并形成普遍认同的商业价值。第三，名人是一个重要品牌。作家们以文章为自己赢得了大量读者，现代传媒又不断提升作家的世俗影响，为他们书法的市场推广营造了舆论的空间。 　　作家书法的市场价值，不等于说作家书法的成熟。名人字与书法传统的分裂，书写过程的信马由缰，直接影响了作家书法的艺术质量。仅凭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成就，也难以保持作家书法的文化意义。文人字最后让位于名人字，这是中国文化一次悲惨的牺牲。 </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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