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与《孔子庙堂碑》
虞世南，唐代杰出书法家，其书胎息智永，尤工真行。法度严谨而出之从容，圆融遒逸，风神萧散。据传，唐太宗从虞世南学习书法时，惟感“戈”法最难摆布。有一次写到“戬”字，便将右边戈部空下，后虞世南补上。太宗以为得意之作。魏征见之，赞：天笔所临，万象不能逃其形，今仰观圣迹，惟戬字“戈”法逼真。太宗听后，叹服不已。
虞世南不但书法冠绝一时，而且为人正直，敢于进谏，曾借陇右山崩等自然灾害，劝谏太宗整顿刑狱，救济灾民；又借星象变异，劝告太宗戒骄戒躁，慎终如故；太宗准备厚葬高祖时，他援引前代典法，主张薄葬；太宗晚年喜好田猎，他又劝谏“时息猎车”，以免扰民。唐太宗为此赞叹道：“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并称赞其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贞观十二年（638年）屡次请求告老还乡的虞世南终获准退归乡里，旋病故，终年81岁。太宗为之“哭之甚恸”， 哀叹：“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矣！”命陪葬昭陵，并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
唐代书法首推欧虞，然较之欧阳询，虞世南遗世碑刻甚少。如今只有其晚年撰写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幸存，历来被尊为书法巨迹，从学者无数。碑初立，即“车马添集碑下，毡拓无虚日”，后毁。至宋，原刻之《孔子庙堂碑》拓本已是稀世之宝，故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之叹。现存西安碑林者悉北宋重刻（图1）。
图1现藏西安碑林之西庙堂碑（碑身高191厘米）为北宋建隆二年至乾德二年间（961～964年）重刻。
《孔子庙堂碑》原刻于何时
《孔子庙堂碑》原刻于何时，自来众说纷纭，计有武德九年、贞观二年后、贞观七年、贞观初等几种，我们可以从史书、碑文内容和虞世南署衔等方面加以辨析。
碑文记载唐高祖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以隋朝故绍圣侯孔嗣哲之子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此事也有史书相证。最常见的“武德九年”说显然采用颁诏年代以为立碑年代，并多常规地标明武德九年（626年）。实际上，颁诏日期已进入公元627年，为627年1月21日。立碑时代自在此之后。而且《孔子庙堂碑》碑文在提到高祖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颁诏之后，又有“至于（贞观元年）仲春”字样，武德九年立碑显然不能成立。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出身东南名门望族。武德四年（621年），64岁的虞世南入唐，受知于秦王李世民。是年五月，李世民聚歼窦建德于虎牢，引虞世南以为秦府参军。寻转六品记室，十月授弘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射杀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六月七日，李世民升为太子，虞世南迁正五品下阶之太子中舍人。八月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成为唐太宗的重要智囊。著作郎官秩从五品上，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虞世南以正五品下阶的太子中舍人兼从五品上之著作郎，依唐宋制度，高级散官任低级职务称“行”，故《孔子庙堂碑》虞世南署衔“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
《旧唐书?虞世南列传》记载，贞观初“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上《圣德论》，辞多不载。七年，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秘书监一员， 从三品。少监二员， 从四品上。持“贞观七年”说者当是注意到此则史料中关于虞世南“七年转秘书监”的明确记载。但此前虞世南已任从四品的秘书少监，可惜未见始任之准确年代，不过《旧唐书?杜正伦列传》记载：“（贞观）六年，正伦与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称旨。” 如此至少可以排除 《孔子庙堂碑》刻于贞观七年的可能，因为刻碑时虞世南的最高官阶是正五品下阶的“太子中舍人”,而至少在贞观六年前，虞世南已升任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了。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武德二年起，在长安国子学立周公庙和孔子庙，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贞观二年，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太宗诏从之。如此，建于贞观初年的《孔子庙堂碑》的具体刻碑时代当在贞观二年唐长安停祭周公庙，以孔子庙为主，到贞观六年虞世南已明确升任秘书少监之前，其中孔子庙正式升格的贞观二年（628年）可能性最大。可惜此碑唐末五代之乱中毁失。
陕本《孔子庙堂碑》的重刻、断裂及拓本鉴定
现藏西安碑林之西庙堂碑，碑身高191厘米，宽108厘米，正文楷书34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正文末有重刻题记：“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教太师兼中书令京兆尹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王彦超五代北宋初风云人物，担任永兴军节度、中书令、京兆尹当在北宋建隆二年至干德二年间（961～964年），重刻《孔子庙堂碑》自在此际。其间王彦超曾有重修文庙、石经之善举，事见西安碑林藏建隆三年《重修文宣王庙记》，该碑后王彦超署衔与《孔子庙堂碑》末全同，可为《孔子庙堂碑》重刻时间提供有力的实物旁证。
“西庙堂”拓本的断代，众说纷纭。关键在于《孔子庙堂碑》断裂为三的时代确定。马子云《石刻见闻录》记载明显有误，如云：“西庙堂碑，在陕西博物馆碑林。南宋拓本，二行‘奉敕撰并书’五字未损。”其实现在此五字仍然未损。相较，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明确指出：“陕西本，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断为三。断后初拓本二行‘ 虞世’二字完好。明中叶拓本卅二行‘大唐抚运率繇王’，卅三行‘修轮奂义堂弘厂经肆’，卅四行‘风永宣金石’及王彦超跋中‘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等字皆完好。明末清初拓本卅三行‘赫赫玄功’之‘玄’字左上无石泐痕，卅四行‘永宣金石’四字尚存。”其说可信。
首先，明嘉靖时的王世贞（1526～1590年）、盛时泰都曾评说《孔子庙堂碑》，但都未提到碑断为三这令人不胜惋惜的事。其次，发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冬（1556年）的关中大地震是有记载的最大的自然灾害，“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就西安碑林而言，所藏的114石唐《开成石经》即有40石被震断，占三分之一强。宋代已入藏西安碑林的《孔子庙堂碑》最有可能在这场地震中断为三大块。第三，明代陕西周至人赵崡，是当时重要的碑刻专家，他是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举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撰有著名的碑刻著作《石墨镌华》。书中记载：“（《孔子庙堂碑》）碑已断泐，在西安府学。余尝至其处，见碑旁一片石，取视之，则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后人不复得见此书，可胜慨哉。”史载，关中大地震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今西安碑林博物馆范围内的碑林、孔庙、府学曾有五次规模不等的整修。可以想象，大地震过后五六十年，赵崡来到府学时，断为三节的《孔子庙堂碑》已经扶起复位，但碑下还有一较小残块。而这一小块很有可能就是王壮弘先生提到的明中叶拓本尚存的32行“大唐抚运率繇王”，33行“修轮奂义堂弘厂经肆”，34行“风永宣金石”及王彦超跋中“ 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等字。衡诸原石，此残块面宽约8厘米，高约32厘米（图2）。果如此，该碑断代则可修正如下：
图2、明万历后期，《孔子庙堂碑》左中小残石（宽约8厘米，高约32厘米）又脱离碑身，逐渐失拓并佚。
此碑未见可信之宋拓，所见断本俱为明嘉靖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以后之本。断后初拓本二行“虞世”二字完好。明嘉靖末至万历（1573～1620年）前期，左中有小残石一块尚在，故32行“ 大唐抚运率繇王”，33行“ 修轮奂义堂弘厂经肆”，34行“ 风永宣金石”及王彦超跋中“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等字仍存。但此间拼装复位上、中石与下石及左中小块残石时，未能对正，竖行相错一行（图3）。万历后期左中小残石又脱离碑身，逐渐失拓并佚失，明末清初拓本33行“赫赫玄功”之“玄”字左上无石泐痕（图4）。明清直至民国，《孔子庙堂碑》一直在西安碑林前孔庙至圣门（今俗称碑林小殿）外东侧，与欧阳询《皇甫诞碑》、智永《千字文碑》比邻。1952年5月，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全面整修，并对碑石陈列进行极大调整，《孔子庙堂碑》与欧阳询《皇甫诞碑》、智永《千字文碑》等名碑从碑林前孔庙移至碑林第三碑石陈列室，《孔子庙堂碑》在重新安装中进行了准确复位，竖行从此对齐（图5），据此，可将上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拓本严格分开。
图3、明嘉靖末至万历前期《孔子庙堂碑》复原。碑身取自北京大学藏清初拓，左中小块残石据西安碑林藏明嘉靖拓裱本复原。
图4明末清初拓本33行“赫赫玄功”之“玄”字左上无石泐痕。左为明嘉靖拓，右为清后期拓。
图5、1952年，《孔子庙堂碑》从孔庙移至碑林第三碑石陈列室，在重新安装中进行了准确复位，竖行从此对齐，据此，可将上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拓本严格分开。图为1952年以后新拓整纸。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孔子庙堂碑》早期善拓的流传与拓本年代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孔子庙堂碑》早期善拓裱本一册（图6），有清代程瑶田、张埙、邰亭、翁方纲、王鼎、王沆、王明以及民国王莲君等题跋、钤印（图7），为国家一级文物。
图6陈根远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研读明嘉靖拓《孔子庙堂碑》
图7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明嘉靖拓《孔子庙堂碑》
此帖最早为程瑶田拥有。程题“宋拓夫子庙堂之碑，歙程瑶田鉴题”，下钤“瑶”“田”连珠印，此连珠印并钤于此断后初拓本标志二行未损之“虞世”等处，在帖末还钤有：程氏瑶田、易田、益寿翁等印。程瑶田（1725～1814年），字易田、易畴，号伯易、让堂、葺荷、葺翁等。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举人，嘉庆元年（1796年），举孝廉方正。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工书，出入晋唐，善画花卉，能篆刻。
清乾隆五十年（乙巳 公元1785年）八月为张埙借观，叹为“宋拓无上妙品”，欣题：“去年八月十五日见成武本宋拓，今年八月又见此拓，岂有夙缘耶？”（图8）钤：物之有缘、张埙审定、张埙印、张埙借看等印，并据成武本《孔子庙堂碑》（俗称东庙堂）将此陕本《孔子庙堂碑》（俗称西庙堂）断损之字用朱笔补录。《东庙堂碑》元朝至元年间摹刻（或云出土）于山东城武，早年人莫定东庙堂到底重刻于宋还是元，故致张埙有“成武本宋拓”之误，并进而将此册西庙堂裱本亦定为宋拓。张埙，字商言，号瘦铜，吴县人。乾隆己丑（1769年）进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友人金石学家毕沅任陕西巡抚，邀其来陕，他与同在幕府中的金石家钱坫等四处访碑，其中西安碑林藏唐《石台孝经》东面左下尚留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1782年）张埙和钱坫造访碑林，由钱坫篆书勒铭的观款。著有《张氏吉金贞石录》（1780年） 、《扶风金石记》 等。
继转邰亭。碑帖首页左下钤“邰亭真赏”。期间，邰亭请翁方纲鉴赏，翁方纲为跋三篇（图8），并钤：文渊阁执阁事、宫詹学士、苏斋、覃溪、及见落水兰亭、翁方纲、宝苏室等印。翁方纲(1733～1818年)， 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官至内阁大学士。善赏鉴，对著名碑帖考证题跋甚多。书学欧阳询、虞世南，谨守法度，能隶书，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著《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
图8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明嘉靖拓《孔子庙堂碑》有清乾嘉间碑版巨眼张埙、翁方纲等人题跋
大约在1840年前后，此帖终归东阁大学士王鼎所有，钤：王鼎之印、东阁平章二印。王鼎（1768～1842年），字定九，号省匡，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进士。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朗、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协办大学士，后拜东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841）晋太子太师。鸦片战争失败后，为阻止道光皇帝割让香港、妥协求和，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1842年6月8日深夜，怀惴“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圆明圆，谥文恪。
王鼎殁后，拓本为其子王沆继承。王沆因钤：王沆字靖希号小厓、辛巳詹生乙未（1835年）举人庚子（1840年）翰林、王沆、靖希、小厓等印。
王沆再传子王明。王明为跋一篇，并钤：王明、安足斋、凤孙、蒲城王氏本思斋所藏书画字帖真迹印等。王明，字少希，号凤孙，曾在湖北任知县。
后来此帖曾为王氏族人卖出，帖末钤“王莹印信”之王莹或为其名。而“李方靖”印可能亦钤于此际。1930年，王明之孙王莲君在西安已两百大洋将帖赎回。1945年王莲君长跋，叙述王鼎家族所藏字画碑帖之传承聚散，并钤：莲君、蒲城相国之玄孙二印。1962年，王莲君夫人刘藕青售归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前身）。
此帖清程瑶田以降皆以为宋拓，但据前对《孔子庙堂碑》断于明嘉靖三十四年的考订，此帖显系明嘉靖断后本，再据碑文考据，为断后初拓，因此仍不失为此碑顶级善本。另外，此拓跋印最早可信年代为清乾隆五十年（乙巳 公元1785年），绝无早于乾隆年之题跋、印鉴，如为“宋拓”，宋至乾隆约700年中竟无一题跋、印鉴，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可为拓本非宋拓之旁证。张彦生《善本碑帖录》、马子云《石刻见闻录》提到之《孔子庙堂碑》宋拓皆系断后本，故其宋拓推定不足为据。现出版之《孔子庙堂碑》绝大多数是清代李宗瀚“临川四宝”之一的所谓唐拓，此本原为元代康里巙巙旧藏，有元末明初张绅等题跋，后归临川李宗瀚，相传是唐代原石拓本。翁方纲考证，尚有部分以西庙堂补配。但是无论如何，其早于明嘉靖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笔者尚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玄”字未损本，清后期“玄”字已损本等等，未见可信之明嘉靖以前拓本。著录显示，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亦均藏有题署为宋拓的“西庙堂碑”，期待着有日能目验原拓，检视是否为未断本，是否有明嘉靖以前之印鉴、题跋，并请教于方家、同道，将西庙堂是否有未断本甚至宋拓本传世的问题彻底解决。
